黎瑞刚再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
11月22日，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文广”，SMG）的投资者会议在此进行。“新上市公司将植入互联网基因，成为颠覆和重塑整个上海文广的起点……”中国传媒业最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之一、SMG董事长兼总裁黎瑞刚证实了市场热议多时的大动作——SMG旗下两家上市公司百视通新媒体（股票代码：）和东方明珠（股票代码：）宣布合并，新上市公司的目标是成为互联网电视终端第一入口和新型互联网媒体平台。由此，中国将很快诞生首家市值达千亿级的传媒上市公司。
微软XboxOne游戏机和索尼PS4的中国玩家从此成了一家人（百视通和东方明珠分别与它们有合作）。在SMG巨大的平台上，你还将看到迪士尼的动画、华纳兄弟的电影、“迪士尼自然”电影《诞生在中国》、与梦工厂合资的《功夫熊猫3》等；通过SMG旗下15个电视频道、15个数字电视付费频道，年你可以看到音乐选秀《中国梦之声》、崔永元主持的社会话题节目《东方风云汇》、赵薇主演的都市轻喜剧《虎妈猫爸》、改编自路遥小说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等。
面对投资者，44岁的黎瑞刚讲述了自己从年研究生毕业，到上海电视台当编导的个人成长经历。“20年后的现在，我在这里分享对传媒的思考、驱动变革的时候，媒体环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球传统媒体都在艰难地寻求转型……我们生不逢时，又生逢其时。”
黎瑞刚声称自己的一个驱动力是当年在美国受了刺激，年年初他在福克斯新闻网实习，对方关于中国的报道有偏见，他产生民族主义式的信念：“让中国媒体骄傲起来，站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的媒体格局中有中国的地位。”
10年后，这份刺激得到了报复式的偿还，黎瑞刚成了国外传媒集团进入中国市场的必经桥梁。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CMC)董事长。自年成立，CMC做了一系列大手笔的国际合作：接盘默多克的星空传媒，催生出《中国好声音》；与梦工厂合资组建东方梦工厂，并在上海开发“梦中心”；还与维亚康姆、CNBC、TVB、iMax等都有合作。
他的新同行是BAT们。阿里、百度、腾讯、万达、复星……都涌入影视业。对于这些新的冲击力量，黎瑞刚振奋于“原来有牌照门槛的传媒行业天花板在被打开”，但声称自己有独特优势：跨界、混合，懂得体制内和体制外，懂得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懂得内容和渠道，懂得境内和境外。他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在这4个跨度中间，“我脑子里有一张蓝图，非常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手上有哪几张牌，现在能打什么牌，下一步能打什么牌。”
多重身份的黎瑞刚还将打什么牌？无论是SMG的整体上市，还是CMC的更多布局，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野心。“中国可以诞生像阿里巴巴这样大体量的IPO公司，为什么不可以诞生世界级的媒体娱乐公司？机会一定会有的。”对于几代人追求的“华人好莱坞”，黎瑞刚有机会打上他和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印记。
黎瑞刚喜欢百老汇经典音乐剧《悲惨世界》，尤其是那首激昂、悲壮的《Doyouhearthepeoplesing》，他每次听了都会热血沸腾、潸然泪下。
年，当黎瑞刚作为上海市政府公派的访问学者到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时，第一次在现场看《悲惨世界》。他买的是10美元学生打折门票。随后十几年，他在国外看了至少12场《悲惨世界》，这不包括他在国内观看的。一个传媒领导者、曾经的官员、后来的PE投资人，竟然被冉·阿让道德救赎的故事所触动。黎瑞刚解释说：“在法国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很多东西会跟你内心碰撞，今天当然没有那么多革命，没有那么多血腥的东西，但是你仍然感觉沸腾的时代、沸腾的生活，一个人的命运在这中间跌宕起伏，充满着这种波澜壮阔，大爱、大恨、悲欢离合、爱恨情愁……”
身处反映时代脉搏的传媒业，不难理解黎瑞刚的复杂性情。他承认，“危机感当然一直有，这个行业充满怀疑，体制、同事、合作伙伴对你的怀疑，到处是不确定性……”
如果换一种版本，黎瑞刚今天也许是央视北漂的一员，或者是国外传媒集团的中国首代，或者早就离开传媒业去创业了。黎瑞刚在年研究生毕业后随即进入上海电视台，从事新闻采编与纪录片编导。年，他去北京拍摄吴文光、牟森、张元等地下艺术工作者的纪录片，结识了忙于制作《生活空间》的陈虻。当时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陈虻为总制片）已开播两年，使中国电视新闻面貌为之一新。黎瑞刚很羡慕这支电视先锋队伍，但他最终并没有进入其中。回到上海的黎瑞刚，参与拍摄了上海电视台年关于长征6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长征·世纪丰碑》。摄制组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行程多公里，作为其中一个导演，黎瑞刚负责四川、陕西、甘肃等后半段的拍摄部分。年，上海电视台领导认为上海需要一档类似央视《新闻调查》那样的深度节目，黎瑞刚推出了严肃新闻调查节目《新闻观察》。“片子很成功，领导看到了我的业务和组织能力，调我去宣传部挂职锻炼……”
“命运有时拐弯了。”黎瑞刚感叹，“跟默多克、雷石东等传奇巨头相比，我不觉得自己有多成功，还差得很远，经历没那么跌宕起伏的戏剧性，只是踩对了点，在对的环境遇到对的人，做了对的事情。”他后来给SMG新员工培训，总有人问他的成功之道是什么，他总结了三点：一是要有悟性，对所在的环境、大的趋势要有判断，就像人生突然开窍了，遇事会沉着、应对得体；二是你得比别人想象的更勤奋，人生除了勤奋别无捷径；三是需要一点运气，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
这当然是事后话，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的传媒激荡风云中，还没有黎瑞刚的位置。年3月31日，凤凰卫视开播，默多克间接入华。年，胡舒立创办《财经》杂志。《华尔街日报》中国前社长麦健陆(JamesMcgregor)《十亿消费者》写了中国媒体淘金潮的故事，在媒体监管和改革开放的角力中，“自由意味着知道你自己的笼子有多大……刘长乐和胡舒立知道政府想要什么，这个国家又需要什么才能进步发展。胡舒立的笼子是证券市场和经济政策。刘长乐的笼子是把国际新闻带入中国，并在全世界展现中国的形象。但是两个人又时刻保持着政治嗅觉，随时寻找可以扩大自己笼子的机会……”
千禧年前后，互联网热潮汹涌，黎瑞刚也只是个旁观者。
年9月底，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的《财富》全球论坛在上海举行，杰克·韦尔奇、特德·特纳、戴尔、杨致远等商界精英现身上海滩，之后又都前往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大典。之后三个月，美国在线与时代华纳上千亿美元的合并震惊世界。再之后一年，网络泡沫破灭，世纪并购失败。
年在哥大读书，黎瑞刚近距离感受美国传媒业，接触教科书上的传奇人物。黎瑞刚将注意力置于比较中西方媒体现状方面——这是他的长处，他的大学论文正是对比两位中西方的媒体人范长江和埃德加·斯诺。“我想拓宽自己的视野。”黎瑞刚在逐渐体会西方文化的形成肌理。他申请到福克斯、ABC、华纳兄弟等公司实习，受了很多刺激，人生突然开窍了。“西方文化造就了很多平台，这其中有政府的引导，也有社会文化的影响以及金融的配套手段。美国文化娱乐工业有两只手在推动，一只手来自于华尔街，另一只来自硅谷的科技力量。”
9·11那一天，黎瑞刚正要坐地铁去学校，在途中亲眼目睹了悲剧现场。在中国国内，当时还在门户网站新浪网担任总编辑的陈彤立即指挥自己的手下开始直播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成为中国第一个全方位报道该事件的媒体，而官方媒体则依然僵化和迟缓，他们采取了安全而非快速的处理方式，在当天的封面上将这个全球的头条放在了角落里。他知道，自己回国后也将面临着类似于如何报道9·11事件的终极追问。“在这个靠传媒工具传播力量的时代，属于我们的话筒和镜头在哪里？我们这些人是有这种责任做些事情的。”
与刘长乐、胡舒立等破局者前辈不同，黎瑞刚在体制内创新，找到了自己的“笼子”：娱乐文化消费和中国软实力。他后来收购了星空传媒，默多克退出中国市场；年年底CMC入股财新传媒（年年底胡舒立从《财经》辞职创办的传媒集团）成为第一大股东，他又成了胡舒立的老板。
从一个电视编导升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俗称“小文广”)总裁，黎瑞刚仅用了8年时间。年，33岁的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地方广电媒体的掌门，开始被称为“黎叔”（语出电影《天下无贼》“黎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游刃于政商之间，推动SMG做了很多关键突破：娱乐选秀、IPTV（国内首张牌照）、制播分离、版权引进、影视投资（从《喜羊羊与灰太狼》到《小时代》）等，集团年收入在他就任期间从人民币18亿元增至近人民币亿元。
“有些东西我是看到了趋势，而且行动得比较早。”黎瑞刚不经意地一口气罗列了一堆创新成就：“随便举个例子，SMG最早做制播分离改革，包括后来像灿星这样的团队，我还是走在蛮前面的；我们做IPTV的时候，不要说优酷了，连视频的传输分式也没有很普及，没人相信我们可以用电信网络来传电视节目，再造一个网络市场，但是我们后来做成了；我最早做电视购物，今天东方购物是中国最大的电视购物频道，一年人民币80多亿元的销售额，有一万多种商品，而且我们建立了自己的供应链系统，包括自己的仓储、物流系统，这套体系以前电视人没干过，但是我认为媒体光做广告模式是没空间的，只有把整个产业链系统打通才有机会……”
中国的广播电视系统一直保持着较为封闭的状态，以至于这个规模庞大、汇集媒体精英的产业依然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部门主管的行政体系，而远远没有形成具有基本治理结构的公司。这也是全国广电改革之初，所有试水者都面临的问题。虽然挂着企业的名称，却更像政府。
黎瑞刚的任务正是激活这个僵化的体制。当时中国正推行史上最大规模的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这场改革肇始于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表态。新华社高级记者凌志军如此描述此后中国出现的改革态势，“在年的这个春天，很少有人停下来思考新总理这些话背后的含义，但他们有一个直觉是对的：中南海北院在李鹏治下度过10年之后，又一个革新政府开张了。”
在这场自上而下强有力的改革面前，中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和电信、银行等主要服务业的核心国有资产经过重组而陆续上市。只有拥有多座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总资产达人民币多亿元的广电产业，依旧是一场境内外投资者可望而不可即的“单方面游戏”。
能够成为中宣部选拔的传媒领域的最年轻官员，是因为黎瑞刚正好身处上海这一对于中国各项改革事业具有特殊作用的城市。上海一直是传媒领域体制改革的先驱之地。早在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3个月，中国的第一个商业电视广告——“参桂补酒”便是出现在上海的电视屏幕上。
刚刚上任时的黎瑞刚并没有推行事后被他津津乐道的“制播分离”和优质业务板块证券化。他最先所做的是中国企事业改革过程中的常规步骤，例如从年开始，上海文广招聘引入的所有新员工全部改为企业员工，不再进入事业单位编制。
年3月，SMG在同国家广电总局高层的大量沟通之后，获得了国内第一张IPTV牌照。此后，集团实行企业报表，在部分板块设立子公司。年年底，上海市委宣传部在考察上海文广时提出，要积极推进制播分离。此后，上海文广进入漫长又复杂的制播分离方案设计阶段，黎瑞刚领导下的工作小组开始启动运转。年10月21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正式分离为上海广播电视台和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这成为开启中国文化体制改革新一轮进程的标志性事件。
不过，在SMG前10年，黎瑞刚留下了两个遗憾：
一是没能完成集团的整体改制上市，广电系统是改革最后的堡垒，要做创新总是很难，他的全球性传媒品牌的梦想受阻；
二是在娱乐选秀节目繁荣这件全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事上，他两度领先却没能笑到最后。
这就要说起东方卫视跟湖南卫视的竞争和恩怨。年黎瑞刚掌管上海文广后推出一些新锐举措，比如东方卫视改版、转播中超等。年湖南卫视做“超女”选秀，引发全国狂欢，打开了电视运营的天花板。东方卫视做了《我型我秀》、《加油！好男儿》、《舞林大会》，3个节目同时发力，年收视率跟湖南卫视打了个平手。该年《新周刊》评年度电视选择了东方卫视。黎瑞刚在北大演讲，讲的就是“颠覆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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