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博

垃圾和塑料的故事

在中国，从东北、华北到华中、华南，几乎整个东部沿海地区的大省都存在从事洋垃圾加工的产区。在年之前，官方给出的洋垃圾进口量数据是每年万吨，而真实的进口量要远远超过万吨，其中包含严禁进口的医疗垃圾。

这不是一个新兴行业，有些从事垃圾分拣的工人已经干了20年。沿海省份的洋垃圾大型加工产区不会低于十个，王久良拍摄《塑料王国》所在的产区不算最大的，然而从业者数量也已超过5万人。

塑料垃圾货场

这些只是产业底端的生态。如果将这个产业从源头到尾端做一次整体统计，数据还会有数倍的涨幅。不过这个统计在大数据时代一直缺位，被长久遮蔽的行业总是难被瞩目，这似乎是时代的习惯，而改变这个习惯则会让人感到疼痛。

年，结束在美国访问学者的身份后，王久良带着新的拍摄计划回到国内。那时《垃圾围城》引发的环境争论并没有停止，更多的人开始审视自己的生存现状，而王久良新的拍摄计划，则是将垃圾问题从现状到产业做一次倒推。塑料垃圾是他选择切入主题的角度，他曾想过以纸张做主题，纸张是信息的载体，在环境问题之外，还可以解读文化上的冲突与荒诞，但这个计划很快被他放弃了——国内从事进口纸产业的工厂往往规模巨大，有着完整的保护体系和利益链条，他没有任何机会进入。相比之下，垃圾塑料的产业更偏原始蛮荒，留有可以拍摄的缝隙。不过当王久良开始启动这个拍摄计划后，他发现只要关系到种种地方利益，拍摄难度就不会有丝毫的减弱。

前期调研用了一年时间，几队人马以区域划分各自行动，在东部沿海省份标注出所有的产区，而当他进入到这个产区的时候，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拍摄用了三个月，没有进入到任何一家工厂，因此拍摄的所有素材都没有成为有效信息，“拍的都是些垃圾场、麦田、河流、大海，河的入海口都是外国塑料，拍到了，但效果不明显。”等到再次拍摄的时候，王久良打开了缺口，方式简单粗暴，爱钱的给钱，爱酒的给酒，最终交到了朋友。

拍摄中的王久良

第一个接受拍摄的对象是一对老夫妇，就是朋友介绍的。老头是个热心肠，知道他拍摄的是什么，结果是什么，理解他拍摄的困难，因此应允。但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出现的困难是拍摄对象无法靠个人意愿来解决的：拍摄中途，老人家里的电被停掉，那时正值夏天，也正好是老人女儿带孩子来探望的时候，而这并不是一次巧合。王久良给当地政府打电话说，事情一码归一码，你觉得我危险，你也别把人逼急了。后来电终于通上了，不过与他电话关系不大，是老人女儿买了东西送到了村长家。

老人这条线没法继续下去了。这部分内容后来被王久良剪辑进《塑料王国》的媒体版，央视《经济半小时》最先做了报道，引用了其中的内容。当晚节目播完后，老夫妇家里的玻璃就被石头砸碎了，老夫妇连夜收拾了行李，在天没亮的时候离开了家，之后再没有回去。“把人害的挺惨的，我自己特别难受”。第二年过年的时候，王久良找到已经回到家乡的老夫妇，临走时转给他们三千块钱，但是银行出了问题，转过去后又被退回，至今遗憾。

塑料货场的工人

“村里干的最大的厂都是村长家的，塑料垃圾对健康对环境的危害，他们都知道，但他们得维护这个利益，靠这个税收，靠这个挣钱。”王久良的忿忿很大程度上源于从业者有意的自我麻痹。他曾拍摄过另一个采访对象，用了一整年时间只为让对方正视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可最终还是没有用，王久良愤怒了，指着对方骂：“如果我不来，你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愿意听听你心里话、愿意为你说说话的人；现在我就站在你面前，你还在这糊弄我。”

另一个王久良愤怒的，是当今中产阶级虚伪的怜悯——那些底层的人靠此为生，这个片子会让很多人失去生活来源。王久良说，在他拍摄《垃圾围城》的时候，曾问过一个拾荒老头，如果没有垃圾场了你以后怎么办？老头平静地告诉他，那就干别的呗。这句话一直被王久良记着，他说：“一个人连垃圾的活都能干，还有啥是干不了的。”

愤怒和柔软的故事

纪录片《塑料王国》至今出了三个版本——媒体版、电影版、NHK版，三个版本无论风格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区别。作为导演，王久良的统一性在不同的版本里出现了明显的割裂；但作为一个记录者，记录的过程通常是流动且变化的，都有难以穷尽的感受。当不同版本的感受叠加在一起，又完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

媒体版和NHK版是王久良为传播特别定制的，他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以引发重视。媒体版的传播确实为他带来了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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