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芬兰车站》出版于年，马克思的理论为何错谬被作者分析得一清二楚，如果早翻译到中国来，不就不至于浪费那么多时间去实践一个别人早就知道是不对的理论了吗。
我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
埃德蒙?威尔逊是二十世纪美国的头号文人。他于年去世，结束了半个世纪在美国文坛一言九鼎的生涯。但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很少有人提及这个名字，那时候大家都热衷于各种西方的流行理论，像威尔逊这种文化学者与实践批评家不受待见，因为他的名字不能作形容词用，如萨特、海德格尔之类。但他真的是著作等身，重要的有《阿克瑟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爱国者之血》、《死海古卷》、《俄国之窗》、《向易洛魁人致歉》等，其兴趣之广泛多变，主题之繁富多样，令人咋舌。批评家范?维克?布鲁克斯（VanWyckBrooks）称赞他是“文学界的自由人”，诗人奥登评价他是“知识上的纨绔子”。
威尔逊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拷逼出作品与个人心灵史及时代精神的血脉相连，果断地予以定位与颁奖。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 在关于加缪的一篇书评的开头，威尔逊说：我只为那些在伟大的作品中表现出道德意义的作家写评论。倘若文化不是不断地探讨赋予它意义的人类命运和价值，那么文化究竟是指什么呢？人类永远置于历史的批判之下，伟大的作家在某种方式上时常为人类作见证。 所以，威尔逊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价值层次，处处运用积极的评判标准。他从来没有讨好人的习惯，友善的泛泛而谈不是他的风格，冒犯是他的天职。 行动比写作意义更重大，于是威尔逊写了这部《到芬兰车站》。 《到芬兰车站》出版于年。据说，威尔逊几乎是带有几分欣喜地迎来年纽约股市大崩盘。在接下来的大萧条最严酷的两个冬天，他带着速记本，深入全美的矿山和工厂，走村串户，访贫问苦，触目惊心地记录了蔓延的穷困和绝望、冲突与镇压。有一回，他乘车经过纽约最多黑人和移民聚居的布鲁克林区，眼见连绵几英里的密集肮脏的屋顶，为这巨大而无名的生活场景极度震撼。于是，他为《党派评论》写了“向进步人士的呼吁”，号召为一个激进的社会实验而奋斗。他发表个人声明，要投票给共产党竞选人。他以他特有的穷搜冥索、毕其功于一役的读书法，开始在海边度假胜地普鲁文斯镇猛读有关苏联和社会主义的书籍。他开始学习俄文。威尔逊本来就有点左，现在是相当左了。 在大萧条的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哀鸿遍野，但苏联独完，就像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里描述的，苏联的计划经济仿佛有免疫力，十年中工业产量提高了三倍，境内完全没有失业现象，令西方知识分子印象深刻，议论纷纭。威尔逊的姿态，可以代表欧美知识分子的集体向左转。多年以后，莱昂内尔?阿贝尔（LionelAbel）曾回顾说，三十年代的纽约成了苏联最有意思的部分。另一个莱昂内尔，也就是特里林，也认为那时的左派观点成了美国知识阶级的存在特征，“三十年代的政治倾向更决定了这一阶级的风格——从激进主义中产生了道德紧迫感、危机意识、关怀人的拯救，正是这些标志着美国知识分子的存在”。
年夏天，威尔逊申请了一笔两千美元的古根海姆奖金，沿着《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作者约翰?里德的路线，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又顺着伏尔加河到敖德萨。 威尔逊这本《到芬兰车站》，副题是“历史写作及行动研究”。“芬兰车站”是“历史行动”，而一个“到”（to）则是漫长的“历史写作”的蓄势。如作者序言一开头就揭出的，这本书大体可靠地记述了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一个基本的“突破”（breakthrough）如何发生，一些革命家在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如何努力。全书分三部，第一部从米什莱到法郎士，是怎样写作历史；第二部是主体部分，从圣西门、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写作历史再到创造历史（makinghistory），也就是历史的行动。第三部呢，列宁和托洛茨基，纯然是历史的行动。 威尔逊最着迷的乃是行动，文学的或历史的行动。他一再引述马克思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换句话说，米什莱这样的历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解释世界，所写的历史是没有建筑学上的“功能作用”的。而马克思、恩格斯的写作，对人类历史作出别样的理解，目的更在于改变世界。《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对人类过往历史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这种阐释模式如何深刻地影响到人类历史的进程？这种涓滴形成的思想观念如何演变为波澜壮阔的实际斗争？一句话，历史的写作如何转化为历史的行动？威尔逊念兹在兹。 读这本书，像观赏一出连台大戏，剧中人物一个个走马灯似的登场，有舞台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也有跑龙套的拉萨尔、巴枯宁、蒲鲁东。威尔逊采用焦点式的叙述和戏剧性的对比手法，巧妙呈现他的人物，好像经济学家图表上的曲线，在时间中来回穿梭走动，文笔酷似他所称赞的米什莱，有一种荡气回肠的交响乐效果。威尔逊拿手的批评性叙事，变化多端的演奏方式，在书中发挥无遗。他复述人物的文章和思想，加以概念辨析和批判，又不时征引逸闻与趣事，随处穿插细节和场景，节奏感控制得恰到好处：高潮来了，又掐断了，织入另一波起伏中。 读这本书，又像披展一幅气势恢弘的长卷，河出伏流而一泻汪洋。入海的那一刹那，即威尔逊所谓“突破”，就是列宁登上那列火车穿越中欧与北欧到芬兰车站的那一历史时刻。威尔逊以雄浑的笔力写道： 年的列宁，带着用辩证法包装着的维柯的上帝的残余，不用害怕罗马教皇或新教大会，也不确定控制社会是否像像司机控制机车载他前往彼得格勒这么简单，他估算他的机遇精确到百分之一，他正处在一个伟大时刻的前夜，人类第一次，手上握着历史哲学的钥匙，要打开历史的锁。 回过头去，再看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伊始，他们在布鲁塞尔会合，又一起前往曼彻斯特。威尔逊的句子强有力地结合了历史与诗： 二十五年后，恩格斯提醒马克思说，他们当时是如何从曼彻斯特图书馆的彩色凸窗望出去，天气一片晴朗，让他们感到，在围困着这座城市的污秽、畸零和疾病的非人恐怖中间，人类的智慧之光正趋于成熟，人的尊严将得到证明。 但这本《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雄浑，是的，但是冷峻。写马克思如此，写列宁亦然。作者善于将人物的身世与其文化背景、生活环境联系起来，给出“遗传解释”，从马克思的犹太背景赋予他的道德洞察力，写到他在伦敦的住所里刺鼻而且刺眼的烟草味和三条腿的椅子；从列宁身上的德国血统给予他的坚毅、效率和勤奋，写到他小时候的住宅里面的桃花心木家具、地图和地球仪。结合了马克思的社会学观点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角，威尔逊的语境总是那么立体。 但这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作品呢？思想家的连续剧，还是观念史的报告文学？我们见惯了那些高头讲章，把唯物史观与辩证法解释得要多枯燥有多枯燥，从没见过一本书，将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发展写得如此生动，有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刷新或激活曾经激动过无数人的伟大思想。威尔逊说，勒南的历史是人类观念的形成史，观念在人类历史中是第一位的，其余部分只不过是背景的存在，是观念织网于其中的框架，我们卷入网中，探向网中央。《到芬兰车站》就是试图探讨社会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如何在长时期纷繁复杂的历史背景中形成的，虽然作者承认，他无意于追溯所有的思想家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来源未必讲得清楚。但此书又不属于平常的观念史著作，而是如克劳福德（RobertJ.Crawford）所指出的，“这是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他说，“每一页上都有信念和启示与生活一起搏动。尽管我从来都不是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但绝对可以肯定，它让我感觉到梦想撩人的美丽。”
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的文学气质。要知道，威尔逊是第一个把《资本论》当文学作品读的人。马克思写《资本论》，是把希腊神话、《圣经》、莎士比亚、歌德与调查报告和统计数字拉杂并置，就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和艾略特《荒原》的碎片拼贴，而在辛辣的讽刺上，威尔逊认为，他无疑是斯威夫特以后最伟大的讽刺天才。总之，《资本论》是一部史诗。威尔逊对马克思的文学天赋赞不绝口，因为他自己也拥有这份天赋。 但对威尔逊而言，文学只是外相，历史才是心魔。 在《三重思想家》里，威尔逊将过去的人文传统归结为“相信人之为人已经获得的高贵与美丽，崇敬作为这一进程之记录的文学”。他对文学价值的认同正系于此。在威尔逊的文学批评中，时代精神、历史命运是关键词。在《到芬兰车站》里，他略带讥嘲地说，德国人不断产生创造神话的天才，像歌德的“永恒女性”，康德的“无上律令”，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和“纯粹理念”等，不但主导了当时德国人的心灵，而且还像传说中的神一般缠绕住整个欧洲。其实，这些神话更牢牢地缠绕住了威尔逊。在黑格尔看来，普鲁士国家体现了世界历史的顶峰；而在写《到芬兰车站》的威尔逊看来，顶峰一定是苏联。 威尔逊对历史的决定论与圣物崇拜并非没有一点警惕。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威尔逊指出，托洛茨基在其历史写作中，把马克思主义得自黑格尔的历史观念，像神学家诠释神学那样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历史的神旨般的力量（Providentialpower）出现在托洛茨基所有的作品中。如果说上帝在勃朗宁的诗中作为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感叹词及介系词而恪尽职守的话，托洛茨基笔下的历史也是如此。这大写的历史的严酷精神，当他写作、鼓动、训诫、赞许、给他勇气去挫败他指控的敌人时，曾一直站在他的椅子后头。直到晚近，当他在孤独与放逐中，才再也没有看到历史的那张脸。”
比如马克思，就有典型的德国人的那副德性，只对超验的东西感兴趣而忽略感性现实。他父亲很早就看出儿子的内心似乎被浮士德的精灵缠住，提醒他家庭生活的朴素欢乐，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像马克思那样不事产业抗拒谋生的人还真难找。在伦敦流亡三十年，向所有人欠钱，被所有人追债，他居然也只动过一次念头要去找一份固定工作。威尔逊没有详细叙述，那是年底，马克思下决心要做一份家业，于是去铁路局应聘书记员职位，却被认为字迹潦草，碍难叙用。但要说马克思不懂生活也不对。李卜克内西就记载过马克思一家带朋友提着装满食品的篮子去公园野餐的温馨场景。马克思跟朋友泡酒吧，喝多了回家，路上也会拣瓦片砸煤气路灯，这矮胖的中年人开溜倒快，警察追不上。看来，马克思并不短缺对家人和家常生活的柔情与敏感。恩格斯于此体会尤多，他爱衣着光鲜的女孩子，爱美酒，爱骑马，在子弹的尖叫声中还闻得到山野的花香。 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日常生活细微而重大的意义被有意无意地屏蔽了。要知道，造成人的异化的，不单是社会分工，还有历史合力。正是被那个“大写的历史”弄瘸了日常生活的腿，日瓦戈医生才说出那警世的格言：“人是为生活而生，不是为准备生活而生。”诺尔曼?布朗在《生与死的对抗》中，对浮士德式创造历史的人大施挞伐，认为人类需要摆脱历史的向上一路，历史意识需要转变为精神分析意识，只有这样，“已死的过去抓住方生的现在的那只手就会松开，人就有希望去生活而不是去创造历史”。生活与历史的两个维度，在此转换成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好在威尔逊二者兼顾，在其大部分批评著作中，能看出他在历史与文学和生活现实之间游弋自如。 历史现在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了。活力从腕上退潮，激情自心上，一种完成的虚脱爬上胸口。现在是只有生活，没有历史了。历史已经终结了。人类的龙种激昂了两个世纪，忙了两百年，跳蚤的子孙却只管打理微博和 如果一个基于公正、平等、自由之上的社会尚未达成，如果这世界还充斥着不公正、不平等、不自由，社会主义的信念就仍然会助燃我们的激情，左翼思想就仍然是我们永恒的冲动，历史就还没有进入垃圾时间，只是被叫了暂停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到芬兰车站》没有过时，威尔逊也没有过气。威尔逊作为作家总是高人一筹，以赛亚?伯林说，他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充满真正的思想和感觉，令人难以忘怀。“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自己的书。”在这个哈利波特比哈姆雷特更走俏的时代，威尔逊追求真理的那种热情、严肃、真诚、持久的品质，更稀罕也更珍贵。
江弱水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