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生物科技在军事斗争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已经融入到新兴武器装备开发与军事能源供应、作战主体健康与战斗力保障、塑造未来战场环境、战略战术决策支撑等方面，以生物科技为基础的战斗力生成模式已经初步形成，成为科技强军不可忽视的战略选项。伴随正在到来的新生物学革命和国际格局的动荡与变迁，预判未来15～30年的国防生物科技前景和演变路径变得越发重要和迫切。

生物特性与国防科技创新的基本关系

生物的主体历史演化性，启示国防科技的攻防兼备、系统化演绎、颠覆性发展。生物学的研究对象是宇宙特定演化阶段的产物，即便是最简单的单细胞生物，也包含有38亿年的丰富演化信息。38亿年的演化史，也是一部生物的生存史与灭绝史，生物与生物、与自然的斗争史。从军事学角度看，每一种生物物种都是在经历多种复杂“进化战争”后脱颖而出的、攻防兼备型的生物战士。同时，未来的国防科技，也可能从生物演化中获得更多灵感，演绎出自身的规律。

生物作为具有信息处理功能的活体甚至“智能物质”，开辟国防科技创新的新范式。理论上，任何新颖的物质、能量或信息处理运行形式和机制，都具有形成军事科技运用手段的潜能。生物是自然界演化形成的作为物质、能量和信息处理过程的自为型综合体。虽然生物体对环境条件的鲁棒性、适应性特征只局限在特定范围，但与其他现代高科技军事技术装备相比，将“生物体”整体作为军事科技手段，理论上会产生与单一运用物质、能量或信息行为截然不同的效果。

生物系统机理复杂性和现阶段的理论不彻底性，揭示国防生物科技创新的内在局限性。除病毒外，现有生物体都是细胞有机体，其整体复杂性依然超出当前科技的解析、建构范围之外。例如，即便是最简单的大肠杆菌，生物学界对其的理解还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精准程度。生物的系统复杂性和对其运作机理理解的不彻底性，决定了目前任何直接基于“生物体”概念的军事科技手段都有其现实应用的不完全确定性、模糊性。

从战斗力生成路径看，生物科技全面影响作战主体、武器装备、战场环境以及人-机-环境的融合；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角度看，生物科技发展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安全领域相互交织，对最广泛意义上的安全产生影响（下表）。

影响国防生物科技发展的重大因素

科技因素。根据技术类型的阶段划分，世界主要国家已经进入所谓的第六次技术创新浪潮。据俄罗斯总统顾问、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谢尔盖·格拉济耶夫预测，这一阶段将在年达到顶峰，大约到年结束。生物科技是关于生物和生命存在、发展、演化的科技，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趋同。在未来，随着生物科技的革命性突破，其自然科学属性、工程学科属性、社会性属性将越发凸显和交织，深刻改变或影响人类社会对自然、对人类自身活动、对地球文明的各类观念和实践。

政治经济因素。生物科技的发展是人类政治经济文明发展的缩影，受到政治经济因素的强烈驱动。当前，粮食不足、资源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诸多全球性难题，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现代生物技术之所以备受世界各国重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