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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木：迎接世纪性的挑战——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

作者按：难忘的记忆：29年前，我就信息战问题写信给钱学森先生，得到钱老的回信和鼓励。海湾战争后，我将这封信的内容整理成文章后以《迎接世纪性的挑战——21世纪国防新思维与中国对策》发表。

　　当今之国际政治，正处在一个和平制衡时期。但细究目前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回首世界军史演变与大国兴衰，不难看出，在当今这样一个国际缓和的背景后面，正酝酿着一场深层的历史性的变革，与此相应，一场划时代的军事和国防战略的变革正在到来。

一、“星球大战”计划与国防新思维

　　今天核武器控制权的多元存在，导致核防卫和核进攻失去了威慑意义；核武器把火器的历史推向顶峰，同时又把它送入自我否定的深渊。就在这种核失落的同时，世界大国却把目光瞄向浩渺的太空；就在世人为“中导协议”以及由此为起点的美国与前苏联大幅度裁军普遍欢呼的时候，美苏双方却都加快了太空争夺的步伐。美国从里根到布什，都不惜巨资支持那宏大的“星球大战”工程，原苏联也紧锣密鼓地实施他们的“宇宙开发计划”，这都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国防新思维将支配21世纪的大国国防战略的制定。

　　“星球大战”计划和“宇宙开发计划”一样，从表层分析，它想通过一张人造空间巨网封锁敌国绝大多数核导弹对本国的攻击，从而使敌国核武器失去威慑力。但从深层次分析，这两个计划都意味着一种新的战争形式即信息战的形式将借助太空而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

　　可以预见，未来战争，既可能是由火器威力支配的战争，更可能是一场由信息控制权所支配的战争；未来战争进攻的主要目标将不再是物资分布密集区，而是信息分布密集区：交战国通过太空通信网络，用高技术造成大面积的信息干扰，破坏乃至改换对方包括电视画面在内的整个传播信号。如果被攻击国由于技术力量落后以致在短期内无法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那它无疑就会失去自控，从而失去战争主动权：海湾战争的全过程及其结局则是对这一预见的有力证明。

　　显然，信息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内容。太空战略则是下一世纪世界大国的主要国防架构。这一切给人们提供的新思维应当是：谁控制了太空，那么未来战争则旨在切断这个人的神经并继而摧毁他的大脑。海湾战争就是一场切断战败国“神经”却没有摧毁其“大脑”的战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惨败，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原子弹的力量，而日方电讯密码的频频泄密，恐怕是败因的关键。

二、中国国防正面临着世纪性的挑战

　　由于中国经济一直处在以自然农业为基础的阶段，从而地缘国防观念和以陆战为主的国防体系就自然成为中国国防的传统思想基点，然而，从历史上看，造成这种国防体系，除了经济的作用，还应归因于自然的造化。

　　俯察中华版图，一个极有趣的事实是，除了北方外，中国周围都受到大自然很好的保护：在没有飞机的古代，西部与西南部的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没有这道屏障，当年亚历山大以及后来的穆斯林大军，就很可能在我国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迹，也可能今天的中华文化版图就会改观。

　　另一面，在中国东部和东南部，国土又受到东海和南海的天然保护。在没有航海，特别是远程航海技术条件的古代，征服大海远比征服中国更要困难，正如由于有大海作梗，忽必烈征服日本远比征服中原更为困难一样。因此，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发展象英国那样的海军，更没有，也无必要建设象英国那样的海权国防。鸦片战争前，中国就没有一支国防意义上的正规海军。可见，大海的天然保护给中国的国防史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这种天然保护使中国古代国防失去了海防的功能，从而也就没条件积累足以自卫的海战经验。鸦片战争是英国在海上对中国的胜利，这乃是大海留给近代中国国防的第一个苦果。最安全的地带也就是最脆弱的地带，中国古代国防的近代惨败应验了这个军事辩证法。

　　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后顾之忧，中国国防便一直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侵扰为目标，长城的出现便是这种国防思维的产物。北方少数民族的频繁南犯刺激了包括骑兵在内的中国陆军和地缘军事理论的发展：翻开武经七书，无不以地缘军事为母题。正因此，当西洋舰炮打到中国东大门时，中国军人竟不知用海战的方式，而是以“高筑墙、广积粮”的农业方式来与洋人作战。这样的国防又怎能逃脱失败的命运。鸦片战争的惨败迫使中国近代国防开始由地缘防务转向海权防务，甲午海战——尽管它失败了——就是中国海权国防的初试。

　　中国国防由陆地转向海洋，再由海洋转向太空，经历了十分艰难但又脆弱的历史：鸦片战争失败，导致中国开始尝试海权国防战略，这是洋务运动的目标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在初期交锋的失利，使中国意识到国防体系中制空权的重要性，这样便开始了在洋人陈纳德帮助下开始的中国空军组建。与此同时，延安红军也显露了未来中国空军事业的曙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局动荡，使当时中国国防不可能有大作为。真正的和正规的海权和空权国防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事，其间，尽管中国经历了历史的折腾，但中国还是有了以核武器为后盾的正规海军和空军，初步奠定了陆海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国防体系。

　　然而，正当中国国防开始大踏步地全速建设自己的海权和空权防务的时候，世界军事目标则开始转向太空，世界大国的国防投入也相应地转向以信息战为主要内容的太空国防战略。

　　美国三军联合司令部拨出巨资大力发展能束武器，它包括：高能激光器（HEL）；粒子束（PB）；高功率微波（HPM）；电磁脉冲（EMP）等，以及开展对电子战、通信指挥控制系统、微电子学、计算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军事研究，以调整传统的平面式的国防体系；原苏联前几年的军事演习已向世人表明，他们的军事高技术武器已达到相当的水平；而美国军事高技术在海湾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更是传统国防战略开始向现代形式转变的初试。

　　无疑，这个世纪性转变一旦完成，那么，世界军史就要换上新日历。在这份日历上，军事攻击和国家防务的重心将不再是敌国的物资分布的密集区域，而首先是敌国的信息源和信息网络分布的密集区域。同样，火器（包括核武器）也不再是作战的第一手段，而利用电磁、激光等高技术干扰、破坏乃至用遥控的方式更换被攻击国信息网络所传送的信息内容，可能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军事内容。中断一国信息源和信息传播网络，就等于切断一个人的思维或传导神经一样，这远比对该国的物资破坏更有效。

　　中国国防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世纪性的挑战。过去的边境自卫反击战，我国都还没有体验到这种挑战对本国国防的压力；然而，近几年发生的几次较大的国际冲突中建立的高科技基础上的信息战术已获巨大成功的事实，应引起我们的警觉。无疑，未来的军事较量将首先表现为信息技术的总体较量，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21世纪的国防绝不会是人力竞赛，而是以信息技术为依据，以太空防务为主要目标的国防体系。对此，我们必须制定相应的对策。

三、迎接挑战的基本对策

　　中国国防事业应有一个高起步的变革，不然，我们还要重蹈近代覆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即使我们的国防对手也极不愿让我们意识到的现实，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极不愿意自己的对手意识到原子弹威力的事实一样。

　　目前，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世界在国防教育中已开始注意对少年儿童的太空宇宙意识的培养，不管是儿童文艺还是游戏玩具，都在注意把少儿注意力和兴趣引向太空，这从国防意义上看，无疑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的国防教育则不足，目前它还没有摆脱古典式的国防观念，因而它的国防教育还处在呼唤儿童对祖国山河热爱和对大海向往阶段，这种教育模式正是我国传统的地缘国防思维的产物，而在当今军事观念大转向的国际形势下，这无疑是一种战略性的失误。这个失误必须迅速纠正。

　　为了21世纪，我国国防教育应加强对全体国民，特别是全体小国民——作为一项基础工程——的空间意识的培养：改变了儿童，就意味着改变了未来。与此相应，中国国防投入的重点也应转向对太空及其开发技术的研究。在21世纪，谁不了解太空战的意义，谁就会失去参与国防与国际事务的资格。

　　有人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中国的国防水平也不可能超过这个阶段。这是不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都是和时代最先进的科学及时同步前行，没有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技术装备，国家防务就失去了实际意义。60年代，中国正处在最困难时期，但中国由于有了核武器，才使其国防产生了巨大的威慑防卫功能；70年代，苏联优先发展军事技术，从而在国际事务中获得制衡美国的威力；在今天，中国的国防也只有优先选择跳跃式超前发展对策，积极参与当今的太空开发事业，建立起卓有胆识的太空国防战略，唯此，21世纪的中国强大才能得以保证。

　　21世纪，正在向中国及其国防挑战，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迎接这场世纪性的挑战！

张文木：中日关系与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

日本近代以来的国家发展大体分为战争与和平两条路线，两条路线都围绕着一个目的，这就是资源与市场。由于日本乏矿的缺点，于是，保证资源的外来供给，便成了日本政治家的首要考虑。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东亚羸弱和西方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扩张，大大刺激了刚刚转入资本主义经济轨道的日本向外扩张的政策选择。当时中国正处被瓜分的边缘，俄国也在一战中被拖得疲惫不堪，美国尚属新进但羽毛未丰的资本主义强国。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日本政治家们排斥和平的发展道路，选择了军国主义战争扩张的歧途。

　　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在海上打败了中国，年，日本在黄海又打败俄国，年日本又强行合并朝鲜，这样日本就实际上控制了东北亚地区。年田中内阁提出“田中折奏”，明确表露出了日本独霸亚洲的计划。年，日本又制造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年12月，日本先发制人，突袭美国珍珠港，发动了意在控制整个东亚的太平洋战争。然而，时隔4年，日本就在亚太大国联手和整个亚太人民的团结抗击下，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失败使日本几乎断送自明治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成就和国民财富积累。现在看来，太平洋战场上日本惨败不仅仅是战术性的，它更是20世纪初以来日本选择用战争的方式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失败。20世纪前50年的实践证明：用战争扩张实现发展，对日本来说是绝对行不通的，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从地缘政治格局看，日本地处亚太三大国钳形合围之中，北有俄国，西有中国，东有美国；加上境内缺乏矿产资源的国情，迫使日本必须有一条有保障的直通南中国海再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海运线路。日本若要绝对控制这条线路，就必然要与视南中国海航运线路为生命线的美国产生矛盾，这样，日本在亚太的扩张便天然地与中俄美三大国发生矛盾，如果这些矛盾激化，那么，其中任何两国联盟都会致日本于毁灭的境地。日本在20世纪初的军事扩张，就是在中国和俄国暂时软弱的情况下发动的。在20世纪中叶，太平洋战场上日本的毁灭性失败，也是在中美联合打击及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条件下出现的。历史证明，只要亚太地区中美俄三国的大国地位不变，日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打破这种被动的地缘政治格局。?

　　如果说，20世纪前半叶日本想改变受大国钳制的地缘政治格局的努力遭到惨败的话，那么，21世纪的日本就更不可能改变这种格局。为了改变这种格局，日本在20世纪先是与俄国结怨并成宿敌，后来日本又在太平洋与美国发生了旷古未有的大血战。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俄国占领了日本北方四岛，美国则占领和驻军日本南部冲绳岛，并最终形成了北有俄国踩尾，南有美国执缰的态势，再加上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迅速崛起，这使今天日本战争扩张的政策选择与20世纪前半叶形势相比，更具毁灭性。

　　然而，战后50年日本的历史却证明了和平发展是有利于日本发展的正确选择。我们知道，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政策不仅给亚洲而且也给日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由于战争，日本丧失了对北方四岛的国家主权，死亡人数多达万，国民财富损失42%，海外贸易几乎断绝。战后日本政府进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改革，修改宪法，并认真向国际社会承诺“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以和平外交为基础，日本经济到年多数指标超过战前水平，年赶上联邦德国，年，日本出口贸易总额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三。年，日本黄金储备仅次于联邦德国，居世界第三。年，日本年人均收入为美元，超过美国。年，日本国民总产值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从日本前半个世纪的山穷水尽到后半个世纪的柳暗花明，证明了这样一个定理：永远放弃战争，实行和平与合作的外交路线，是保证日本21世纪持续发展的正确选择。

　　就其战略意义而言，日本的对外合作首先是与美国和中国的三角合作，因为这两个国家是日本资源补给线上不可逾越的亚太大国，同时又是日本贸易最大和最有潜力的伙伴国。日本传统上的资源补给线是经台湾海峡、马六甲海峡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最终直达波斯湾的海路。历史证明：日本只有与中国和美国，特别是与美国合作，才能保障经由这条运输线路的资源供应，特别是石油天然气资源的供应；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21世纪，随着贯通中国大陆的欧亚大陆桥的深入开发和中国经济西进势头的推进，它也必将发展成为中亚和中东石油输入中国大陆乃至东北亚地区的重要线路。如果这条线路贯通，将大大减缓日本能源补给的海路风险。因此，帮助加速欧亚大陆桥中国部分的建设并与中国合作修建途经中国的连接中亚和东亚油气管道，对日本说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价值，有远见的日本政治家都应看到这一点。

　　不管从市场的角度还是从能源补给的角度看，日本在21世纪的持续发展离不开与中国和美国的良性互动合作关系。分析起来，中日合作在其间具有首要的意义。这是因为中日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也需要中国的市场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对日本的支持；而美日经济则具有较强同极竞争的性质。近年来日美经济发生的一系列贸易摩擦便是证明。在21世纪已来临之际，日本与美国签署的《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从另一层面看也是对日本安全的威胁。《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对美国言，它是一柄双刃剑：一面威慑亚太各国，一面又遏制着日本；它对日本言，却是一杯不得不吞下的苦酒：它对外引起邻国的警觉，对内则引起国民的反感，日本政府为此还不得不反复向国内外解释。其中苦衷，欲吐不能。今之日本犹如被扼骏马，这对日本21世纪发展和国民心理来说是一个严重的压力。日本要想卸去这一压力，在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就不能不与中国合作。中国是太平洋战场上的战胜国，但胜利的中国并没有占领日本领土，日本向占领自己国土的人寻求“安保”，与从未占领自己领土的人对抗，恐怕天下难有这样的道理。

　　显而易见，积极和建设性的中日关系对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日本长远计，笔者在此向日本的政治家们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放弃军国主义或军事大国道路的选择，坚定不移地把和平发展的既定外交政策带入21世纪。

　　第二，进一步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日本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必要环境。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关系相似，日本明治崛起与中国大陆封闭体制瓦解同时发生的现象说明，21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有赖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与扩大，中国市场经济的强劲发展，不仅对日本而且对整个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会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第三，与中国合作，把中亚石油出口持久地引向东方，这符合中日两国乃至整个东北亚的利益。年日本首相提出“欧亚大陆外交”设想，日本三菱财团与美国石油公司已计划推进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长达公里连接中亚和远东的天然气工程。这条经中国到日本和韩国的管道工程的完成，对中日及东北亚地区的发展都有世纪性的意义。保持中日长期友好的基础是培育双方共同利益的生长点。这条连接中亚和东北亚的新的油气管道，对保证中国，尤其保证对日本长期能源供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只有开辟多条能源供给线才能更多地降低日本能源供给的海路风险，从而保证日本21世纪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在中亚的利益及其外交与中国有着很广泛的合作前景，如果日中两国的政治家都能推动本国外交向这一前景迈进，这对亚太地区政治合作将有积极的和深远的意义。

张文木：北半球三大洲地缘政治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兼谈大西南的战略地位与经营印度洋

底线与极限：喜马拉雅山地背景中的印度和中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印度之于中国，其间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两国的政治意义超过它的军事意义。

　　从军事上看，印度担心的是通往印度的两个陆道的安全，西面通道的制高点是它西北面的阿克赛钦，东面通道的制高点就是中国藏南地区的察禺至墨脱一线。除此，几乎没有可供大部队顺利北上或南下的道路。年印度侵犯我们，就是想控制这些关键地带。

　　印度地形的特点是北面易进难出，南面印度北上困难而就地固守容易。在人类还没有征服大海的中世纪，从北面南入印度的外部势力进去如不能当统治者就只有做奴隶，二者必居其一。

　　明乎此，当年希特勒和罗斯福都想用印度诱使斯大林与之为盟，为斯大林所拒绝的原因。这个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印度洋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有些同志只看到南进容易的优势，却忽视了不易收回的劣势。军事进攻犹如拉皮筋，不怕拉长，最怕的是收不回来。退不回来的进攻一定是最失败的进攻。

　　除斯大林之外，在对印政策上，还有三个很有学问的人走到印度边上都止住了脚步。第一个是亚历山大，他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他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第二个人就是成吉思汗，他曾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书载，1年，被蒙军打败的花子剌模残部在札兰丁的带领下“向申河(今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岸边逃去，企图渡过申河，逃往印度。”但当成吉思汗大军追至印度河边时却停下了。那天晚上成吉思汗跟丘处机谈了一晚上。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其实是借讲生命成长的原理讲战略哲学。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出一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那几晚的深谈促使成吉思汗打道回府，回到新疆，接着就剑指中原。

　　第三个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方的资源补给在当时很难保证，打下去会因资源不继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当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不是占据，而是守住，不是如何进攻，而是进攻后是否能撤回。

　　毛泽东利用同期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巧妙地避免了美苏的插手：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并由此扩大和延长中印冲突的规模和时间。

　　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战果如何消化。年(明治38年)三月，日俄“奉天会战”结束，日军大胜，“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回国汇报战果，长冈外史参谋次长去新桥车站接他。儿玉见了长冈劈头就问和谈之事有没有眉目，当听到长冈说还没有眉目时就是一顿痛骂：“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连这个你都不懂，你是干什么的?”日本总长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战略学者仍是至理名言。年和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赢在利益达到最大化时迅速结束战争。

　　我们看中印之间的地形，研究一下毛泽东年西南一役，它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智慧，曲异而工同。其目的不仅仅是打赢，而是长期稳定大西南。因易攻不易守的地形所限，如果我们的战线过于深入并被尼赫鲁拖住，那形势就会逆转。但毛泽东指挥的出神入化，没等印方缓过神来，战事已于我们完胜而结束。当时毛泽东在全国布局上是在东部采取攻势，在西南采取守势，长守中有短攻(类似的还有珍宝岛对苏自卫反击战、西沙对南越自卫反击战等)，短攻是为了长守的胜利。

　　今天看来，毛泽东的军事艺术大张大合，但张合有度，毕诸葛“七擒”之功于一役，令后人扼腕赞叹。到现在中印边境相对稳定。如果当时我军向前再推进几十公里并死守那里，那面临的后果就不是难以为继而很可能就是全军覆没——当年红四路军在新疆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遭遇，除非我们将全国的资源都集中用于西南方向。这对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同时又处在美国包围和经济制裁中的中国而言，是不可思议的。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的胜利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哲学，其战争的规模和结果都根据目的受到严格的限制，若是将这场冲突打成一场无限的战争，我们就不好办了。那样，我们的进攻优势就会转为不惜代价死守的劣势。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着力不多，其结果却是有声有色，以至成了印度人的心病。年，笔者到印度去留学，关于北方安全，印度学者说得最多的就三个词，“克什米尔、巴基斯坦、中国”。印度学者一天到晚念叨，说明心有余悸。

　　印度对我们的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军事上的影响倒在其次。军事上中印双方长短相抵，印方有防御的地理优势，却没有向中方进攻地理条件；而我方具有进攻的地理优势，却不具进攻后坚守前线的地理条件。但从政治上看，中印之间却存在合则两利，斗则两伤的结果。双方合作会形成双方东西相互间战略呼应之势，冲突则会造成双方力量的相互内耗和牵制。前者有利于各自的外交目标的实现，分担抵御西方霸权主义的压力，后者则会造成中印之间的力量损耗，使西方从中渔利。

　　我们看历史，除了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汉王朝直接发生过战争吗?似乎没有，即使有年那一次，那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流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放松警惕，绝不是这个意思。你准备的越充分，和平的概率就越大。即便有战争，也要抓关键点。藏南——印度称之为“阿鲁纳恰尔邦”——无疑是中国的领土，这没有问题，与南海一些地方相似，但边境线不等于国家间力量较量的“等压线”，而认识到后者的所在位置则是处理国际边境矛盾的理性前提。

　　目前看，中国和印度间的力量“等压线”也在藏南这片所谓的“争议区域”，它的变动目前不取决于双方施加的力量而取决于双方各自力量因国内政治变动——比如印度或中国某一方自己有了内乱或裂变及由此造成内部塌陷——所引起的变化，那这条等压线就会向虚弱的方向推移。这样的结果在中国和印度的历史上都曾出现过，未来再现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都是不好的。我们既要看到藏南一带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的对比和布局。东吴为贪荆州小利而祚短的教训，在处理中印双边关系中，双方的政治家一定要汲取。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苏联被打倒以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并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印度洋是世界海权的中心，因而它是西方海权国家必须绝对控制的海域。印度是一个大版图国家，其版图像大象甩鼻于中印度洋心脏，印度还有核武器，这是视印度洋为核心利益的西方海洋国家不可能长期容忍的。而对印度来说，其南端的泰米尔纳德邦和斯里兰卡北方的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分裂运动，都是可为西方利用来分裂印度的伏笔。

　　凡是世界要道，西方都预留有伏笔。比如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西北部紧靠马六甲海峡西北出口的亚齐，就有西方预留的伏笔，马六甲海峡东端的新加坡、巴拿马运河边的巴拿马就是在西方的推动下独立建国的。这是西方控制要道的常用方法。至于印度，西方现在还不会动手，得等到中国倒下之后。当时英国从印度走的时候，把将英占印度一分为四，在印度本土的东、北、南三面分别放手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斯里兰卡)独立建国。英国没有让印度失去其大版图，这是英国为将来重返亚洲预留的铺垫，但前提是印度不能真的强大，更不能独控印度洋。

　　印度并不是个强国，原因就是它的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全被英国人踩碎了。印度经济被庞杂的——封建的、买办的和国家的——产权所有制关系所困扰，其意识形态又被庞杂的各式民族宗教问题所困扰。即使西方人今后放手印度，如果没有大革命重新改造，印度只能是碎片化的存在。西方殖民过其他亚洲国家，都是用碎片化的方式使其弱化的。他们对这些国家的肢解都是对称型肢解，印度好些，是不对称型肢解，保持了印度在南亚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是因为西方人有什么怜悯之心，而是他们尤其英国人为再次控制印度次大陆预留的伏笔。如果未来美国退出，英国人也不会放弃印度洋，控制印度洋就得控制印度，保留印度的大版图是为了届时进一步控制南亚和印度洋。

　　正是基于中印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的全局观，习近平主席于年5月14日在西安接见印度总理莫迪。接见地点的选择富有深意。西安是唐玄奘赴印取经的起点，中印两国领导人在这里会面，意在表明：增加文明交流才是中国和印度关系的正道，这是由中印间的政治地缘形势特点决定的。中印近代受到的大规模入侵多来海洋，未来的主要压力也来自西方海权国家。

　　中国和印度都不可能有两条战线，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

　　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

　　对一个国家外交最具灾难性外交选择的就是被迫陷入两线作战。着火点多并不怕，两面着火才可怕。中国多灾多难的近代史就与我们的外交陷入南北两线作战的困境有关。北边有俄国，南边有英国。年4月28日，英俄曾达成沿长江两岸瓜分中国路权的协议，这事实上是以长江为界将中国一分为二；年《辛丑条约》之后中国又被分裂为数块。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为什么修“三线”，北边有苏联，南边有已侵入越南的美国。这对中国都是不能回避的重大威胁。

　　大西南是中国绝地大反攻的最后的战略基地，毛泽东在“三线”国防布局中西南是重点。但是西南这个方向，有优势也有劣势。优势不在攻而守，进入这里的所有成建制的战斗力都会被碎化并为山地游击战所消灭。这个地方外接进入印度洋的滇缅通道，大西南因此有利于形成长期坚守和绝地适时反攻的形势。欧洲的一些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等就没有这个条件，他们的地形一马平川，为四战之地。希特勒一个月就把法国打败了；相反，希特勒在山地国家比如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等就不容易得势。从地缘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大西南山地是可以给予中国第二次生命的地区，非常重要；中华民族诞生于大西南，最后的生死依托还在大西南。

经营大西部，构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

　　经营大西部具有对内稳定华中地区和对外谋划印度洋的双重任务。

　　毛泽东在考虑“三线”的时候，第一个就考虑路的通畅。其间，通内要靠四川，外接要靠云南。大西南是“三线“的重心，四川是大西南的重心，攀枝花是四川的重心。四川问题是交通问题，四川的关键是连接攀枝花的交通线，而通往云南昆明的成昆线被列于优先地位。

　　滇缅线具有战略意义，云南也因此是中国面向印度洋的桥头堡。

　　经营大西部的另一战略任务是谋划印度洋。目前我们的经济正在随一带一路大幅向外辐射，政治、军事、司法也得外向辐射。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我们国家的力量实现海外资产保护，这对我们理论研究提出许多新课题。

　　我们的安全问题已出国门了，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的新问题，也是我们提出中国需要经营海洋——太平洋、印度洋等——的理论的现实依据。但由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经营海洋的经验，更缺经营海洋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印度洋方向，尤其是在东海问题解决之前，当以守成为宜。

　　第一步，要把东海问题先解决好，如前所说，中国西南问题与东北甚至整个东部是连为一体的联动关系。东部问题不解决，西南方向压力就大。反之则反是。

　　第二步，在东部尤其是东海、南海主权回归问题解决后，就可以战略西移开始考虑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谋划印度洋不能理解为谋划印度，它考虑的是整个印度洋尤其是印度洋北岸与我们的关系，为什么?印度洋的战略资源主要在印度洋北岸：东边是缅甸、泰国等，西边是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等，夹在中间的才是印度。

　　我们以前以印度为重心的印度洋战略，目前看似有缘木求鱼之弊。鉴于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特点，有必要将以印度为中心面向印度洋的“一点一面”即印度一点、印度洋一面的战略改为“三点一面”的印度洋战略。“一面”仍是印度洋，“三点”是缅甸、印度和伊朗三个战略支点。其中，印度只是政治意义上的支点。印度毕竟是印度洋最大的国家，它在环印度洋地区还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伊朗和缅甸是军事意义上的支点，它们是存在于中国西面和西南两大战略通道，与印度相比，更具军事国防的意义。

　　谋划继而经营印度洋，我们是否有条件呢?答案是肯定的。尽管目前我们的海上力量与西方海权国家相比尚嫌不足，但我们却具较大的地缘政治优势。事实上，中国不仅具有大陆国家的陆权优势，但具体到中国的特殊性上，中国亦具有西方海权国家不具备的独特的海权优势。

　　目前美国是海权大国，这没错。但马汉在《亚洲问题》一文中说：

　　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

　　历史表明，绝对的制海权是以绝对制陆权为依托的，反之亦然。

　　中国的地缘政治优势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得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仅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况且对战略目标的有效控制的唯一方法就是陆军占领，而这恰恰是美军的短项。

　　年8月20日，斯大林对到访的周恩来说：

　　美国人不会打仗。特别是在朝鲜战争以后，他们丧失了进行大的战争的能力。他们寄希望于原子弹和空中打击，但靠这些是不能打赢战争的，需要陆军。但他们的陆军既少又弱。同一个小小的朝鲜打仗，在美国国内就已经有人哭泣了。如果他们开始大的战争，那又将如何呢?到那时，恐怕都会哭泣的。

　　斯大林指出的问题在今天仍是美军短板。美国的海权思想和中国的海权思想产生于不同的战略需要。现在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海权时，都是按照美国“岛屿链”的思路提出来的。但这是美国的原则，若结合中国国情，情况就会有变化。

　　我们看：中国东南邻接太平洋，西南临近印度洋。印度洋北岸的油气资源都在我们家门口，在西南方向我们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接富油区。在印度洋北岸，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海军之难不在攻而在守，坚守需要更多的资源支援，这对远道而来进入太平洋或印度洋的西方海军是难以为继的，而这对近守两洋的中国来说在就有更好的地理位优势和由此产生的更多的等待时间。时间是政治家手中的第一资源。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的失败和中国的胜利便是这一原理的最有力的说明。

　　在西南地区，陆军在守，空军在攻。如果从攻的角度，应该加强空军，光守是守不住的。但与陆军不同，空军也是一个具有较强攻势而无法坚守的兵种。目前，在印度洋的海军力量接济能力不具备的条件下，在西南方向加强并依托陆军并配之以空军积极防御，是比较稳妥的选择。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1.大西部战略形势是由与东海形势互动的。东部地区直接西北太平洋，但自从有了中远程导弹技术后，甲午战争时的“远海”现在已被拉为近海。中国六七十年代“三线”建设经验表明，若无东部的海上突破，西部的稳定就得不到有效保障。在目前东部海区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候，西部地区应当采取积极防御而不是主动进取的政策，以防20世纪60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或南北或东西的两线合击的形势出现。如果这种形势出现，那中国面临的就是备战的形势。

　　2.过错过错，过了就错。强大与弱小，在矛盾中是可以转换的。目标过大了，你的力量就小，目标小了你的力量就大。毛主席在《念奴娇·昆仑》中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这是在告诫我们中国今后不要把手伸得太长，美洲是美洲人民的，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我们主要经营好亚洲这部分。毛泽东还说“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中国不走美国称霸世界的帝国主义老路。

张文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重读《共产党宣言》

　　年，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使资本主义在成为统治阶级不久便接到了死亡通知书。今天的历史已从工业资本主义进入更为腐朽的金融资本主义时期，重读《共产党宣言》，对于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重建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话语权和组织权，仍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一、世界进入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列宁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与列宁时代相同的是资本“从竞争到垄断”，垄断集中程度和规模没有大的变化，不同的只是，当代帝国主义已从“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1]进入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并成为工业资本的主宰的过程，以前由工业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现在已为金融资本所主导。

　　与此相应，资本增值的G（资本）?W（商品Ware）?G＇（利润）的循环公式，已演变为G（资本）?W（战争War）?G＇（利润）的公式，有的更是直接简化为“G?G＇”公式，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将货币“交换成更多货币”的公式[2]，其间战争成了资本循环增值的手段。

　　石油美元的出现就是资本通过战争增值的公式的开始。自从美元与国内生产相脱离而与国际原材料尤其是石油相结合之后，支撑资本的“信物”便从原来的国内产品转为远在天边而全球经济生活必须依赖的石油；美元在国际石油贸易是广泛使用并由此增值，这样原来依赖于使用价值的产品美元便转为依赖远方石油贸易的交换价值的石油美元。

　　这个过程是从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美元金本位、将美元直接与国际石油挂钩政策开始的。这个政策使得原来支持美元坚挺的美国工业产品——哪怕是军工产品——径直变成了脱离国民劳动且远离本土的资源产品即国际石油。此后，美国外交的重点就不是保证国内经济的增长，而是保证国际石油采购以美元结算。对于那些不愿以美元进行石油结算的国家，美国不惜用军事手段予以惩罚。就这样，石油美元使美国从一个依靠实体经济的国家异化为一个寄生在“石油美元”上的国家，这时美国发展所依赖的不再是国民劳动而是对外战争，“美国制造”的不再是民生产品而是美元和各式有价证券。这时的美国已由华盛顿的美国蜕化为华尔街的美国。从劳动形态上说，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国民劳动而是国家对外战争；依附在美元之上的资产就不是美国国民劳动创造的价值而是华尔街金融资本家金融及其衍生产品。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3]是由于资本没有祖国[4]，“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5]。确切地说，工业资本是有祖国的，因为工业资本需要的工业矿产和劳动力是以国家和民族为依存的，只有金融资本没有祖国。美国发生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底特律倒闭说明，工业资本制造成南北世界，现在金融资本则通吃南北世界；工业资本造成无产阶级贫困向南方国家转移，而金融资本则使工业资本主义与无产阶级同步衰落；工业资本依靠金融资本与无产阶级对立，现在金融资本则成了全人类的对立物。

　　二、金融帝国主义是最腐朽的资本主义

　　金融资本走到今天也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金融资本是商业资本与近代工业资本融合而成长壮大的。它的先期形式是商业资本。商业资本不独是西方的现象——中国战国时期商业资本普遍泛滥并造成周王朝的分崩离析，但对世界发生较大影响的却是西方特有的现象。有持大量资金的商人们曾资助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打倒了欧洲教会的权威，解决了欧洲政教冲突问题。它随后又与欧洲资产阶级争夺国家政权并被后者打败并逐至美洲。欧洲资产阶级随后创造了世界工业高峰和工业革命的时代，此间的商业资本与工业结合转化为金融资本。此时留在欧洲的金融资本作为工业资本的附属物在工业革命中起着进步作用。

　　流亡至美洲的金融资本重新扶持这里新生的资产阶级建立美国并依此与欧洲抗争，利用欧洲的分裂形势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击倒了欧洲的工业资本及其世界霸权，随后又利用美国的工业资本与世界无产阶级间的斗争双双击败了作为世界工业资本的中心美国和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组织的中心苏联。从年起金融资本逐渐在美国反客为主，建立起自己的统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金融资本的世界霸权。世界从此“腾笼换鸟”和“转换升级”——实为堕落——为以所谓“新自由主义”为理论说项、以金融资本霸权为基础的金融帝国主义时代。

　　这是一个聚集在华尔街的一小撮金融家统治和剥削包括全球工业资本家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时代，其间金融资本迅速向“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6]返祖，其破坏性已大大超过它的创造性，负能量大于正能量，这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7]阶段。年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与毛泽东谈话结束时说：“希望主席向美国人民说几句话，美国人民对中国是有好感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点：

　　祝他们进步。如果我祝他们获得解放，他们有些人可能不大赞成。我就祝那些认识到自己还没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获得解放。美国人民需要再解放，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不是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而是从垄断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8]

　　三、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和教训

　　金融资本的胜利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组织权的严重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为了抵御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建立了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并为全世界第一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写下《共产党宣言》，告诉无产阶级：“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宣言开篇提醒欧洲无产阶级，为了对付工人阶级，“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资本没有“祖国”，所以“工人没有祖国”。为了自身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要求“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

　　可见，工人阶级的国际组织形式是由它的对立面资本家阶级的组织形式决定的。既然资本是国际性的，那么工人阶级的组织也不能不是国际性的。列宁理解这一点，第二国际变质后，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斯科。第三国际的建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般或初级形式——高潮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与资本主义同盟国建立统一战线以赢得反法西战争的胜利，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于5月25日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的决议》。

　　共产国际的解散与斯大林对战后形势的判断及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承诺的义务的看法变化有关。

　　年12月1日，在美英苏三国首脑第四次会议上，斯大林提出芬兰应当用实物补偿它因与德国结盟在战争中给苏联造成的损失的要求，在回答丘吉尔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10]年10月14日，丘吉尔来到莫斯科，在谈判中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担忧说，他还记得在~年间全世界都在世界革命面前吓得发抖，斯大林知道丘吉尔在试探他对接近夺取全国胜利的希腊共产党的态度，便明确告诉他：“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11]年夏天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解放了2/3的希腊领土。10月12日希腊抵抗运动的武装力量第一集团军解放了雅典，10月底解放了萨洛尼卡，希腊的政权实际上已经在共产党及其支持者的手中了。此时红军进驻南斯拉夫，离希腊边境只有咫尺之遥。诱惑是巨大的。但是据丘吉尔事后回忆，“斯大林并没有失信”[12]。

　　年12月24日，希腊共产党已宣布成立希腊临时民主政府，衰落的英帝国已无力控制希腊的局势，于是不得不请求美国的帮助。在此紧急关头，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于年2月10日拜见斯大林并请求苏联支持，斯大林的回答反映了他对苏联地缘战略能力极限以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有新的理解。在回答保加利亚工人党书记、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科斯托夫·特拉乔伊提出“希腊的游击运动的失败将会给其他巴尔干国家造成非常困难的局面”的问题时，斯大林说：

　　自然，对游击队应该予以支持。但如果游击运动的前景无望的话，最好将斗争推移至最佳时间。即使在力量对比上有什么差距，那也不能喊叫。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如果计算表明，当时工作不可能有进展，那也无须羞于承认这一点。如果局势不利的话，可以收缩游击运动。即使今天不可能，明天也会是可能的。你们害怕提出尖锐问题。你们总是处于“道义责任”的影响下。如果你们对所承担的责任力不胜任的话，那就应该承认这一点。你们不应该担心在“道义责任”方面的绝对命令。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绝对命令。整个问题在于力量的权衡。如果你们能够打的话就打，如果不能够打的话，就别去战斗。我们不能在敌人想战斗的时候去战斗，而是当我们的利益需要战斗时再去战斗。[13]

　　斯大林的话说白了，就是让希腊共产党自生自灭！这时的斯大林已不再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绝对命令”遑论“道义责任”，而是一个“必须理智地计算力量”。

　　不仅如此，当时苏联也利用共产国际解散在西方人面前撇清与“共产主义”、尤其是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关系并由此获得西方的支持。年3~4月间，中国战场发生了与同期希腊战场的类似形势，蒋介石在几个月内丢掉了豫、鄂、湘、粤等广大区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壮大到47万，民兵万，根据地人口达到万。面对中国国共对垒的形势，6月，罗斯福派哈里曼返回莫斯科“同苏联领袖讨论中国问题”。6月10日，哈里曼拜见斯大林。此前4天，英美军队在法国登陆成功，斯大林心情特别好，他对哈里曼说：“战争史上从未见过如此辉煌的一次战役。拿破仑本人从未试一下。希特勒想到了，但他是个笨蛋，也从未真正试过。”[14]关于中国问题，哈里曼的译员爱德华·佩奇记录道：

　　哈里曼大使开始回顾了罗斯福曾在德黑兰说过的，即蒋介石是唯一能把中国合在一起的人。斯大林同意说，是这样。哈里曼接着说，总统认为，应该首先鼓励蒋介石同华北的共产党寻求一种解决办法，以便团结起来抗日；其次应该鼓励蒋介石把他的对内政策搞得开明一些。斯大林评论道：“说比做要容易。”接着，斯大林进行了看来比通常更自由的谈话，他重申他的看法，即在目前情况下，蒋介石是最恰当的人，因而必须给予支持。但是，这个最恰当的人也是差劲的。他认为，在蒋领导下的中国，仗打得不好，并举出了一些或许公正或许不公正的例子。他有这个印象，即蒋介石周围不少人是骗子，甚至是汉奸，因为日本人似乎对重庆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清楚。他抱怨蒋介石没有使用中国共产党人抗日，相反，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跟他们发生争吵。他认为这是愚蠢的。因为，他说——记录说他笑着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尽管如此，他们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要跟日本作战”。

　　他重申，苏联对中国的立场，仍然是以年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15]为基础的。[16]

　　在斯大林看来，在中共党内，只有像王明这样的忠实于莫斯科路线的人才不是“‘人造奶油’共产党人”。在斯大林那里，似乎中国共产党是不应当有自己的“祖国”的，从他对法共、希共、南共的态度看，似乎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祖国”只能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安危才是他们“祖国”的安危。

　　年8月18日，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与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赫尔利来华之前，先与美国战争物资生产局长纳尔逊于8月31日抵莫斯科，同莫洛托夫讨论“中国情况”。莫洛托夫尽力撇开苏联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据纳尔逊给美国务院的报告说：

　　虽然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曾被不公正地认为对于近年在中国发生的种种事件应负责任，他却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中国内部的事件和发展，不负任何责任。莫洛托夫说到中国某些地区人民很贫困的情况，这些人民中，有人自称共产党人，但与共产主义不发生任何关系。只是对于他们的经济情况不满意的一种表示，一旦他们的经济情况改善，他们就会忘记这种政治倾向。[17]不应把苏联政府与这些“共产分子”联系起来，也不能因这种情况，而对苏联政府作任何谴责。全部情况的解决，是使中国政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完成当前的种种工作，并使中国的生活更趋于正常。莫洛托夫总结说，假若美国帮助中国人统一他们的国家，改进他们军事和经济的情况，并为这种工作选择最优秀的人物，苏联方面将至感高兴……莫洛托夫也阐明下列一点，即在蒋介石改变政策，设法增进中苏关系前，苏联政府对于中国政府事件不打算有任何的关心。[18]

　　莫洛托夫实际是在告诉美国人，苏联与中共没有什么实质关系，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19]。

　　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时回忆说：“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20]

　　苏联曾要求各国共产党为保卫苏联作出最大的牺牲，这一绝对要求极大的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独立自主的发展；同时苏联又不能为为保卫苏联做出最大牺牲的各国共产主义运动提供坚实的保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初期，斯大林甚至还放弃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这又难免造成其他国家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意见冲突。通过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共产国际的解散有利于各国共产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与此同时，也大大弱化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强有力的合作，二战后苏联滋生的大国沙文主义还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分裂。从长远看，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正面作用只是权宜性的，它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体发展却是极为不利的。在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前，世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被一一击破，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金融资本击败工业资本，形成主控世界经济的绝对优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此后，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国际组织在庞大的资金支持下日益强大，它们攻城略地，不仅夺得组织优势，而且还夺得话语优势；与此相反，失去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权从而话语权的世界工人阶级连同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日益消解，最终导致世界社会主义中心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瓦解。在这样的时刻，陷入低谷的各国共产党人才会更深刻地领会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那句名言：“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2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业资产阶级完成击倒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后，它便被金融资本所打倒。美国底特律的衰落发生在奥巴马启动的“再工业化”时期，这说明：今天的工业资本已成为金融资本的附庸，在金融资本面前已无还手之力。

　　四、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已显端倪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金融帝国主义使世界资本主义又回到最野蛮和最黑暗的“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与此同时，世界社会主义也进入低谷。此间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的中国在向国际资本主义不得不作出“布列斯特”式[22]的妥协并由此赢得了为时三十多年的战略间歇间期。在与国际资本艰难周旋和国内既反右又防“左”的实事求是的路线中，中国终于冲出了资本主义包围，等迎到了已露端倪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新高潮的桅杆。

　　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在金融帝国主义的超额剥削下，无产阶级的队伍以马克思时代想象不到的规模迅速扩大并由此造成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的空前觉醒，世界关于公平和正义的话语权正在向社会主义倾斜。

　　美国前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DwightDavidEisenhower，～年，总统任期～年；～年）在卸任的最后时刻“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23]，他说：“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一个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可能共存共荣。”[24]20多年后，已入暮年的“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再次提醒说：“军工已经成了使我国经济极其不稳定的那些预算赤字的根源。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25]

　　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西方朝野陶醉在“不战而胜”（尼克松）[26]的喜悦中。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意识形态之争，以西方的自由民主“成为普世性的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而告终。面对今天的历史，福山的理论显然已失去了解释力。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发生后，世界的目光开始注意到马克思和列宁。人们从“占领”运动中体悟到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27]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8]判断。据报道，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德国的销量比年增加两倍，是年的倍。马克思塑像又重新回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校园[29]。在英国，年，英国政府将大学学费上限调整到每年九千英镑后，英国学生每年都会组织街头游行抗议高昂的学费。年，学费上涨加上政府削减教育公共资金，英国爆发了近几年来最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活动，约00人走上街头称要“占领伦敦”，引发骚乱。年11月4日，数千学生走上伦敦街头抗议，要求政府清偿学生债务并实行免费教育。随后，英国工党财政部发言人约翰·麦克唐纳到达现场并对示威者发表演说。对于学生的诉求，他回应说“政府辜负了你们这一代”。事态随之升级，街头示威演变为抗议者与警察的暴力冲突。11月5日，与年一样，在英国首都伦敦成千上万抗议者们再度戴上“V字仇杀队”面具，走上街头。[30]英国“影子内阁”财相麦克唐纳尔是工党激进左翼议员，一向抨击银行业和媒体业，主张国有化，被路透社称成为“资本主义之敌”，而麦克唐纳尔在其个人博客上也表示，志向是“酝酿推翻资本主义”。年9月13日，在一次工会年度大会上，麦克唐纳尔宣称：许多年来，他“一直在推动把银行收归国有”。对于银行家，他蔑视地说：“他们是小丑，不是银行家。”他还指责英国政府如盗贼，多年来，一直在“偷盗”人民的财产。麦克唐纳尔在年9月28日接受BBC电台采访时表示，几年前，他推动税收正义的运动，讨论如何对付企业在英国逃税及避税。有一些年轻人，他们采取直接行动（DirectAction，作者注：指在民主机制失灵时，人民采取直接行动，以阻止社会上的不公和不平，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英国的“占领伦敦”运动，他们在街头示威，占领那些不交税企业的办公楼。麦克唐纳尔认为是可能的，他在9月28日英国工党年度大会上再次呼吁：“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吧！”[31]在这些新闻后就有跟贴说：“看来真的是东风起了，欧洲要不要爆发，英国自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欧洲怕是要出事，而且是近期。”“世界需要慢慢开始找回正义。”“西方政府与媒体都犯有战争罪与协助战争罪，大规模侵犯人权罪。”[32]

　　年加入美国总统大选行列的74岁的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主张是“把华尔街的高管送入监牢”。桑德斯认为，美国如今面临的最严重问题是，金钱在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影响力——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公司和银行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能确定议程，决定辩论，书写立法、恐吓政治家，甚至阻止这个政治体系采取行动反对它们。报道认为，桑德斯发出质问：我们要寡头还是民主？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但对于今日来说切中肯綮。[33]

　　年，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与美国总统小布什，携手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布莱尔一直不断为自己辩解，坚称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没有错”。年10月24日（当地时间），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审判式”访问时，首次为伊拉克战争表示道歉，不断重复歉意，甚至提到有人称伊拉克战争相当“战争罪”的说法，并间接承认对IS的崛起负有责任。他对镜头说：“我感到抱歉”，同时间接承认战争令IS坐大，造成中东乱局。布莱尔称，当时眼看着数以十万计的人在叙利亚死去，西方有责任去处理，自己也早已准备承担历史的评价。[34]

　　山雨欲来风满楼。年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对“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作了这样的解释：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35]

　　用毛泽东这段论述观察当前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形势，也同样适用并有指导意义。在金融帝国主义历史条件下，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需要用组织权争取话语权，有组织地全面推进无产阶级的斗争，建立可以涵盖工业资本的国际统一战线，为社会主义新高潮的来临提前做好准备。

　　马克思说：“无产阶级成为阶级，从而组织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36]目前看，处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来临前夜的各国无产阶级需要重新组织和团结起来的要求日显迫切，形势日渐到来。

　　五、建议与结论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7]。迎接新的社会主义高潮不能不汲取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因放弃组织权和话语权而招致巨大挫折的教训。《共产党宣言》诞生就是一次次汲取工人阶级运动因无组织而失败教训催生的结果，其阐发的基本原则在当代社会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后愈显其真理的光芒，在新的社会主义高潮即将到来的前夕则愈显其指导意义。为此，笔者建议：

　　1.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用组织起来的力量争回话语权优势。美国资深传媒人李普曼说：“制造同意并非一种新技巧。它已经十分古老了。据说它已经随着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亡了。事实上，它是在技术方面获得了极大的改善”[38]。列宁明白这一点，面对西方强大的舆论宣传力量，年10月，他在一封绝密信中告诉苏维埃俄国驻瑞士使团的同志：“在法国人、英国人中做宣传工作时，不要吝惜几百万资金。”[39]今天，在“制造同意”的能力上，西方金融资本拥有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比拟的高效传播手段、巨大的资金储备、丰富的运作经验、严密的网络体系和组织机构及由此形成的更广泛的国际受众。庞大的金融资本使无产阶级话语权处于极弱态势，国际工人阶级没有资金优势就必须有组织优势，今天的工人阶级必须结合新的形势恢复曾经放弃了的组织权，加强国际无产阶级团结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协作并由此形成可与国际金融资本主义抗衡的话语权。

　　话语权优势是依靠组织优势推动的。鉴于资产阶级文化占据强势地位，列宁曾主张直接用“灌输”方式。年，列宁在《怎么办》这本小册子中批判在社会主义理论传播途径上崇拜“自发运动，沿着阻力最少的路线进行的运动”倾向时说：

　　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他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拥有的传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所以某一个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越是年轻，也就必须越加积极地反对一切巩固非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企图，也就必须越加坚决地警告工人，叫他们不要听信那些大喊大叫反对“夸大自觉成分”等等的恶劣的劝告者的话。[40]

　　为此，列宁同意卡?考茨基“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41]的观点，并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同自发性进行殊死的斗争”[42]。今天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历史比较还很年轻，没有多少经验，更没有“多得不能相比”和“经过了更加全面的加工”的“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在夺取社会主义话语权的斗争中还不能放弃看似生硬但在实践上却是非常有效的正面宣传甚至“灌输”的方式。

　　亚里士多德说：“学习必须努力，而且免不了疲劳，实在不是娱乐。”[43]娱乐是人类接受教育中最具“自发”性的方式，但可以设问，我们今天学习的知识有多少是娱乐而不是一层层考试即“灌输”得来的；尽管我们不喜欢这种“灌输”方式，甚至到处嘲讽这种方式的生硬性，但它确实很有效：它使我们以比“娱乐”方式快得多的速度掌握了那么多的文理知识，难道我们不能用同样的不好看但实用的方式攻下意识形态主阵地、夺取话语权吗？当然可以。因此，要辩证地看待“灌输”式宣传与娱乐式宣传问题，不能单纯的把娱乐当成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方式，更不能娱乐至上。对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成就及其意义，主要还是要靠效果显现周期较长的正面教育。

　　灌输教育的有效性需要组织保障。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有力的组织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已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国家，不能放弃学校这个主阵地和体现灌输式教育的考试方法，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去。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会去占领。

　　2.与世界包括工业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界建立更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剥削和压迫的范围已从无产阶级扩大到工业资本家阶级，其打击对手已从社会主义扩大到民族资本主义，这从反面扩大了社会主义同盟军的范围。因此，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对手已不主要是美利坚民族及其民族资本，而是打着“美国”标识却没有祖国的华尔街金融资本。这样，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策略就应当调整为：团结美国人民，联合美利坚民族资本，中立进而孤立美国买办集团，针对华尔街资本，组织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消灭资本的历史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与全世界人民一道，用人民的权力将资本的“权力关在笼子里”并使之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积极因素。

　　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尚未释放殆尽之前，无产阶级要消灭资本必先学会驾驭资本，尤其是驾驭金融资本。在当今世界，没有成熟的金融知识和经验的民族，是不能走向世界的。列宁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4]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矛盾分析方法及由此形成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仍有鲜活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

　　3.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完整内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在与社会主义运动中最危险的敌人——民主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即“伯恩斯坦—戈尔巴乔夫”式的“社会主义”。其危险性在于它的隐蔽性，他们阉割马克思主义核心部分，只坚持其中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比如阶级斗争、同情穷人、改善劳动条件及建立其上的社会公平、正义、和平等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修正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按他们的理解是“双赢”）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无产阶级专政”，对此他们讳莫如深且集体静默。列宁说：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45]

　　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诱导无产阶级在与资产阶级搏斗前放下武器，这实质是在为资产阶级拉偏架，是资本主义的帮凶。巴黎公社是被这些拉偏架的帮凶们打倒的，接近成功的德国社会主义是被诸如伯恩斯坦等民主社会主义用拉偏架的方式瓦解的，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苏联，更是被伯恩斯坦的信徒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自废武功”后主动向西方缴械的。国际金融资本的掮客人物基辛格将问题看得明白，他说：“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46]

　　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47]，同样，今天的中国也更有可能遭遇功败垂成的危险。而制造这种危险的既有来自外敌的枪炮，更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那些真诚或不真诚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忽悠”，这种思潮通过以淡化甚至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和“四项基本原则”，抽掉列宁主义这一连接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键环节，最终将“专政”与“民主”对立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偷换为我们的敌人可以接受的一般民主原则，在敌人发起进攻之前，他们会说“暴力是不好的，敌人用暴力打你不对，你若用暴力还击就更不对了”，其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在敌人的大规模进攻面前先进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改革中一步步缴械，最终使敌人不战而胜。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组织权的核心部分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运用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无产阶级国家，是资产阶级教会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国家本来就是阶级压迫的机器，不同的只是，“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48]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不仅做得果断，而且说得也肯定。年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指出：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说来，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49]

　　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的话包含丰富的生死斗争经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高潮再次到来的前夕，忘记这些经验，就会失去了共产党的基本担当，如此，苏联亡党亡国的前车之鉴就离我们不会太远。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50]但是，与至少要保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得以维持的工业资本不同，金融资本剥削是无底线的，它“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他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51]如果说，在与工业资本结为同盟的时期，金融资本的生长还要受到工业资本的限制，那么，自从美元从美国的实体经济转为石油美元之后，金融资本也就与工业资本分道扬镳并将工业资本连同整个人类都纳入它的剥削范围。这时的金融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已从无产阶级扩大至整个人类共同体，它的每一分“胜利”都是其对立面即无产阶级队伍的百分扩大，当代金融帝国主义以工业资本主义时期无法比拟的惊人速度生产着它的掘墓人，并由此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造成社会主义阵线的空前壮大。“无产阶级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52]历史将会最终证明：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阶级大博弈中，“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5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3页。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美]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年版，第页。

　　7亚里士多德说：“至于‘钱贷’则更加可憎，人们都厌恶放债是有理由的，这种行业不再从交易过程中牟利，而是从作为交易的中介的钱币身上取得私利。……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的。”[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年版，第32～33页。

　　8《同斯诺的谈话》（年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年6月版，第、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0“美英苏三国首脑德黑兰第四次会议记录”（年12月1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11[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12[俄]奥·阿·勒热舍夫斯基编，王仲宣、齐仲、高春兴译：《斯大林和丘吉尔（～）》，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13“科拉罗夫关于苏、保、南领导人会谈的笔记”（年2月10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14[美]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著，吴世民等译：《哈里曼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15年5月31日，苏联与中华民国签订中苏友好条约，是日，双方制订并签署了中东铁路临时管理协定，苏中两国互换照会，建立外交关系。

　　16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7这是莫洛托夫的一贯观点。年，莫洛托夫谈到毛泽东于年底访苏期间，斯大林曾让他去看一下毛泽东“是个什么人”，莫洛托夫在与毛泽东谈完话后告诉斯大林：“值得接见他。他是个聪明人，农民领袖，中国的普加乔夫。当然，离马克思主义还很远，他向我承认，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次谈话》，新华出版社年版，第页。

　　18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9赫尔利在谈话后两天（年4月17日）向美国务院提交的报告证实了这样的判断。赫尔利写道：“我的分析简约如下：“前次会谈中，莫洛托夫说，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并非共产党。他们的目标在获得他们视为中国所必需而且适当改革。苏联并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不愿中国内部意见分歧或发生内战。苏联政府愿意对中国有更密切和更和睦的关系……”莫洛托夫对于这个分析，表示同意。然后我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简约地叙述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间现时存在的关系。我坦白地叙述，我曾经有助于促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间的会议与谈判。我表明美国坚决主张中国置备它自己的领袖人才，决定它自己的事并对它自己的政策负责。根据这点。美国赞同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政府的抱负并支持一切为统一中国武装军队的努力……为促进上项计划，决定支持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国民政府。斯大林坦白表示，苏联政府支持这个政策。他又说，他愿与美国英国合作，完成中国军队的统一。他称许蒋介石，并说，中国国民政府某些官员中虽曾有贪污发生，他知道蒋介石却是“不自私”的，而且是“一个爱国志士”，在过去苏联也曾对他友好。总之，斯大林在这次会谈中，对曾向他简约叙述的美国对华政策，无条件表示同意。”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0毛泽东：“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年9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被迫采取的暂时妥协性行动，使苏俄尽早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巩固苏维埃政权，恢复和发展经济、建立红军赢得了喘息时间，为后来消灭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武装和击退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23[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24[美]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25参阅[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26尼克松著，王观声等译：《：不战而胜》，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8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

　　29《欧洲争论资本主义出路马克思〈资本论〉再畅销》,

　　 　　30《英国上千学生街头示威要求免费教育与警方发生冲突引骚乱》；

　　 　　《年英国伦敦反资本主义游行上演新节目：烧毁警车》，

　　 　　31《酝酿推翻资本主义的英国影子财相英国》，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李岩

　　32《12年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首次为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

　　 　　33《美国总统竞选带火“社会主义”争论》， 　　34《12年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首次为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道歉》，

　　 　　35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7《诗经·大雅·荡》，袁愈荌译、唐莫尧注释：《诗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38[美]沃尔特?李普曼著，阎克文、江红译：《公众舆论》，上海世界出版集团，年版，第页。

　　39转引自[俄]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年版，第51页。

　　40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1转引自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2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

　　44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5列宁：《国家与革命》，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6[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8年版，第页。

　　47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见《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4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3年版，第页。

　　5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1转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注释。

　　52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5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张文木：新时代中美关系特点及其本质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已经从一个原来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今天的美国政府已经将其政治基础从石油美元转为军火美元并异化为战争政府，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新时代的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随着国际资本收益面严重萎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与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相比，中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重大变化，但是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没有改变，不过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抓住国际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国际斗争规律，科学研判国际局势，吸取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教训，学习毛泽东对敌斗争艺术，采取一种在总体防御中的局部进攻的方针，把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作为优先考虑的选择。

　　了完全不同且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研究中美关系这个阶段的特点和本质，“把握本质和全局，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①]，对新时代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时代中美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已从一个原受欧洲压迫的民族国家转变为一个受国际财团即华尔街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并没有给美国人民带来自由和解放，反而使美国更深地受到军火资本集团的控制并异化为军工资本的盈利工具。艾森豪威尔总统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年1月17日，卸任前的他“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②]

　　时至20世纪80年代，顶着“冷战之父”光环的乔治·凯南已看明白。他说：

　　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③]

　　其实，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年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部门雇用人员达万，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年至年,美国全国企业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

　　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④]

　　尼克松之后美国依托石油美元金融资本，特朗普上台后美国转而依托军火美元金融资本。因此，这一时期，美中主要矛盾不是表现为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而是表现为华尔街及其白宫买办资本集团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矛盾。

二新时代，美国已堕落为与世界和平为敌的国家

　　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它手握大量军工订单，而能使军工美元赢利的不是市场而是战场。年3月25日，毛泽东在与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谈到“裁军”、“持久和平”口号的欺骗性时指出：“这样一讲，他的（美国——笔者注）武器就没有销路了。”[⑤]因此，今天的美国政府已异化为战争政府，这不是因为它有了明确的“敌人”，而是返还订单利润的需要。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自列宁之后，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在今后相当时期内，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是战争，它的敌人就是和平。而与和平为敌就是与人类为敌，这从反面将中国推至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在和平已是全世界人心所向的大背景下，中国应理直气壮地高举世界和平的大旗。对于特朗普而言，妨碍美国战争外交的主要障碍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因此，中美之间的矛盾本质上是美国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中国主张和平因而是正义的一方，美国坚持战争因而是非正义的一方。年，毛泽东在回答印尼总统苏加诺关于未来日本“会不会向外侵略”的问题时说：“这要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解决。想侵略的不是人民，而是垄断财团。”[⑥]

　　目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这种新的矛盾结构中，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所获的剩余价值率及相应的利润盈利面临严重收缩。

　　据报道，亚洲一度被西方投行视为可为其手续费收入带来巨大利润的宝藏，但年的排行榜已经被中资投行所主导。研究机构Dealogic的数据显示，年中资投行已经将亚洲并购和融资交易咨询费用的60%收入囊中，这一比例也创下纪录水平。没有一家美国或欧洲投行在亚洲（不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交易活动）排名榜上挤入前六。“高盛排名的下滑也成为可以说明西方投行在亚洲市场的发展前景如何黯淡下来的知名案例。”年，所有在中国及亚洲新兴经济体开展业务的投行中，高盛排名第一，但在年，它连前十名也进不了；与前几年相比，其在年前半年的亚洲收益和份额均大幅缩水。高盛分析师RichardRamsden表示，预期华尔街第一季度资本市场整体收入同比下滑15%，为近年来最差开年。标普指数年以来累计下跌13%，道指年以来累计下跌6%。令华尔街担忧的是，摩根大通对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风险敞口已经高达亿美元。近年该行屡次提高贷款损失准备金。据美国财经网消息，该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已经从1月的万美元增加至13亿美元。[⑦]

　　前英国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经济学家罗思义提供的分析数据表明：七国集团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显著低于～年的增速，其中增长最慢的是美国。由此，他认为：

　　由于美国经济整体增长缓慢，以及随之产生的内政动荡，美国政府单方面有可能会继续采取危险举动。

　　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正逐渐导致美国丧失全球经济霸主地位，但同时美国的兵力仍然强大无比,由此带来的风险是美国新保守派支持在国际事务上优先选择军事解决方案，甚至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⑧]

　　无独有偶，同样的形势在年前也出现过。年，列宁在对资本主义五强（美、英、俄、德、法）的国际利润分配差距做了研究后，在相隔不过两页的文字中两次问道：

　　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⑨]

　　两次世界大战使得美国军工行业成为美国制造业的核心，“强化美国军工可以对美国制造业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为近亿美元（包含其他‘杂费’的国防开支为近亿美元），再加上美国武器出口带来的多亿美元，美国军工企业一年的总收入为亿美元，占到当年全美制造业总收入的近1/3。仅航天军工一项对美国GDP的贡献度就达2-3%”。[⑩]年11月，美国国会批准总额达亿美元的军费预算。IHSMarkit分析员伊士曼表示：“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在他的第一份预算中，寻求大幅增加军费。”[11]

　　据报道：年4月份美国失业率降至3.9%，达到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显然，美国当前就业率上升是由军工生产大规模开工造成的。《纽约时报》文章称，在过去60年时间里，美国只有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失业率维持在4%以下[12]，而当时恰恰是美国在越南战场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冷战后全球军费的最高纪录是年的亿美元。”[13]此时，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战场上欲罢不能。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国垄断资本制度是世界的动荡根源。年6月5日，他对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亿美元，打了11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类”。[14]

　　“经济是政治的最集中的表现。”[15]在国际资本收益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这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但空间将迅速收缩。对此，我们应争取最好的结果，做最坏的准备。

三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仍是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他还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6]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对于观察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国际矛盾仍有指导意义。

　　“问题就是矛盾。”观察今天的世界矛盾，还得回到阶级分析方法。20世纪50年代世界出现两个阵营及其相应的“冷战”，这是当时以“军工美元”为主体的国际金融垄断集团根据其军工利润需要制造出的一种政治幻影，而“冷战”的概念恰恰就是对这种幻影的恰当描述：它用意识形态中的“两个主义”的斗争掩盖了国际垄断集团的对军工利润的现实需要，并由此诱使美国及欧洲国家走向“冷战”对抗。而苏联接受了有失辩证法的“冷战”概念，与美国形成巨大冲突，并使自己在这种冲突中受到巨大损害。年赫鲁晓夫挑起的“古巴导弹危机”，将本不愿跟随美国的西方国家推向美国，将正在反对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的美国人民推向越南战场。苏联也在与美国全球争霸中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异化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17]。年2月25日，毛泽东在会见第三世界领导人时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指苏联——笔者注）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18]

　　值得研究的是，与苏联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认识不同，毛泽东同志总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矛盾分析方法看待世界局势。毛泽东同志在谈当时国际形势和外交问题时罕见用“冷战”而较多地是用“三个世界”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基本判断。～年，美苏联手反华期间，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说：“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9]10年后，他又将这个分析概括为“三个世界”的论断，年2月22日，他在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到世界形势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表明，苏联接受“冷战”概念，使苏联在苏美冲突中受到重创，并使“冷战”的挑起者华尔街垄断资本集团利用所谓“美苏矛盾”成功地避开了世界的 　　“货币没有主人”[21]，金融资本也没有朋友。由于今天的华尔街集团资本收益与支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国际垄断资本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显示出其腐朽性、反动性和穷凶极恶特点：它不仅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它还与美国人民及美利坚民族、欧洲人民及欧洲民族资本家产生日益难以调和的矛盾。新时代的国际资本主义的腐朽和反动特点将使世界历史的“摆钟”再次向社会主义一边靠拢，用列宁的话说，它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结构过渡的”[22]、“垂死的”资本主义。

　　历史是螺旋式前进的，历史又将我们送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23]的新时代。年6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天然同盟军。”[24]今天的美国垄断资本的“敌人”已是世界和平，这使得中国的国际统一战线前所未有的壮大。世界政治正在向光明面演变。[25]

四新时代没有“新冷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国内外舆论中出现了“新冷战”概念，与此相应，还有人提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的口号。可以说，这个概念和口号都不利于我们当前的伟大斗争，因为它们缺乏矛盾分析，掩盖了西方世界以及美国国内正在发生严重分化的事实和趋势，模糊了我们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真正对象即华尔街国际资本。如果我们重复苏联的失误，接纳或默认这个概念和口号，就会不自觉地将中国置于莫须有的“西方阵营”以及整个美利坚民族的对立面，在客观上就犯了毛泽东同志批评的“‘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将‘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26]的错误，并由此忘却、继而断送目前有利于中国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外交优势。

　　残局当以高手结束，败局可用傻二翻转。就在苏联“似乎在席卷挡在面前的一切”的时候，却倒在演员出身的里根的所谓“不按套路出牌”的冷战戏路之中。基辛格不无庆幸地说:“美国的国际地位似乎沦落到无以复加的最低点之时，共产主义却开始解体。”接着，他感叹说：“从来没有一个世界强权未经交战失利，就如此迅速、彻底四分五裂。”[27]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必须指出，新时代的世界政治既是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延续，也有其独有的特征。“9·11”事件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今天的世界，南北矛盾已激化；与列宁时代相比，今天的“压迫民族”内部也已严重分化，并从南方国家加速向北方国家蔓延。准确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主要对手已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主义，而是带有垄断资本特点的金融帝国主义[28]。在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用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认识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将作为垄断资本大本营的帝国主义“美国”与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区分开来，以认清新时代中国外交面对的真正的敌人。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避免“在林林总总、纷纭多变的国际乱象中迷失方向、舍本逐末”[29]，以至出现“行百里者半九十”[30]的失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制定出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的外交路线。

五必须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战略和策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是有主义的，这就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是有方向和强烈的历史担当的，这就是推进人类历史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新时代的中国成长是符合历史规律的，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必然充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这样的历史特点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31]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今天中国的历史，是近现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而它不能不带有这个大时代的一般特点。列宁说：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中间隔着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脆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32]

　　在今天的中美博弈中，美国已从“9·11”时的“一鼓作气”，经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再而衰”阶段，现在的美国已进入“三而竭”历史阶段。因此，时间在中国一方。进退失据的特朗普身上已有了当年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影子：赫氏修柏林墙、搞古巴导弹危机，特朗普修墨西哥墙、搞萨德导弹危机；戈氏不要华约，特朗普也几乎不要北约了。美国开始跟过去的盟国“亲兄弟明算账”了。当一个国家开始把政治当买卖来做的时候，就是在收缩了，就不再是强国了。

　　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赫鲁晓夫有入木三分的评价，认为：“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长远的利益”。[33]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与刘少奇、周恩来等讨论时局问题时谈到赫鲁晓夫说：“这个人一直没有个章程，像游离层一样，他是十二变，跟他相处，怎么个处法呀？这个人，艾森豪威尔形容过，说他是一个钟头之内瞬息万变的。”[3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上写道：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35]

　　今天特朗普执政风格已很有些赫鲁晓夫的率性特点。戈尔巴乔夫是将赫鲁晓夫政策贯彻到底的人。基辛格看出了这两位政治人物的联系，他说：

　　他（赫鲁晓夫）在启动改革过程这方面，可谓是戈尔巴乔夫的祖师；改革的影响他并不了解，改革的方向却叫他追悔莫及。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共产主义覆亡始于赫鲁晓夫。[36]

　　如用基辛格的这个评价预言美国的未来是合适的，那就是今天的美国与当年的苏联一样，已是日薄西山。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采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全面进攻的外交策略。20世纪70年代，鉴于美国的衰落，年，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苏共二十四大上说：“今天，没有哪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没有苏联的参加或者违背它的意愿而能够得到解决的。”年，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政治报告中称：“目前在制定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时候，也许地球上没有哪一个角落的情况是不以某种方式加以考虑的。”年6月4日，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发表讲话称：“我们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发动稳固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37]苏联的全面进攻的外交政策的结果，是将整个西方国家推向苏联的对立面并由此耗倒了苏联。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新时代，我们外交政策仍要采用“熬时间”的路线，准备持久斗争。年7月15日、18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周恩来、刘少奇，提出“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38]尽管今天的历史条件及中美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大势仍无根本转变，毛泽东“熬时间，不伤元气”的方针对于我们争取西太平洋斗争的胜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方面，新中国外交不乏成功的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国内遇到严重自然灾害，国际上也掀起反华合唱。中国安全从东南、西南、北方三面骤然形成共振性恶化形势：在东南方向，美国在越南推进“特种战争”，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在北方，年，苏联当局通过其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塔城地区引诱和胁迫数万名中国公民流入苏联境内；在西南方向，印度借机蚕食中国边界。为了应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总体上采取守势策略，但在西南局部方向，亮剑印度，攻其不备。一仗下来，遏止了印度对中国边境的非法蚕食，同时打破了美、苏、印结成的反华联盟。连美国学者费正清也对马毛泽东的策略表示赞赏：

　　……在同赫鲁晓夫处理古巴问题的暗中对比中，毛既不是“冒险主义”，也不是“投降主义”。他独一无二的结束战争行动的做法，排除了“帝国主义”或“修正主义”替尼赫鲁采取任何行动的可能，而同时保住了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赛钦高原，新疆至西藏公路就从那里通过。[39]

　　对印自卫反击战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基本偃旗息鼓。年5月27日，尼赫鲁去世；10月14日，赫鲁晓夫被赶下台；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中国外交由此转入相对主动。

　　“熬时间、不伤元气”，总体防御并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一种积极防御方针，即总体防御、局部进攻方针。今天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及全球大国关系与20个世纪60年代相比已有天翻地覆且极大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但中国总体防御的外交态势仍没有变。尽管如此，我们仍有局部攻势的必要和空间。目前，中国大陆解决台湾与祖国分离问题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尽管从整个太平洋和全球范围看，中国与美国力量对比处于弱势——因此中国宜采取总体防御方针，但在东海一域，中国已具备优势条件。其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目前中国周边出现前所未有的以中国为向心力的合作趋势，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两面受制的外交困境基本消除。

　　第二，“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活动空间前所未有地缩小。

　　第三，支持“台独”的美日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前所未有地虚弱。

　　第四，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和台湾岛内支持两岸统一的力量进入历史上最强大的时期。

　　第五，我们的目标不遥远，因此它不会透支国力。于情，我们得道多助；于理，我们只是在索回本属中国的雅尔塔权利，不触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法权体系。

　　“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40]在这样的历史时期，提速台海两岸统一进程应是可以优先考虑的选择。

　　作者：张文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原文载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年第7期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年6月24日。

　　[②]［美］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著，樊迪、静海等译：《艾森豪威尔回忆录》（四），东方出版社年版，第～页。

　　[③]［美］乔治·凯南著，葵阳、南木、李活译：《美国外交》（增订本），世界知识出版社年版，第～页。

　　[④]《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⑤]《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⑥]《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7页。

　　[⑦]《毛泽东年谱（～）》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7页。

　　gxh.net/yinhangxinwen/.html。

　　[⑧]罗思义：《不要只 　　[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⑩]《特朗普振兴美国制造业，军工行业才是重中之重》

　　 　　[11]《简氏：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美国独占40％》，

　　 　　[12]《美国失业率降至3.9%创下近18年来新低》，

　　 　　[13]《简氏：年全球军费将达1.67万亿美元美国独占40％》，

　　 　　[14]《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1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3页。

　　[17]《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18]《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19]《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20]《毛泽东年谱（～）》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21]《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年版，第页。

　　[22]《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3]“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在我们一边。国际无产阶级在我们一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在我们一边。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在我们一边。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不怕孤立，也绝不会孤立。我们是不可战胜的。’”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人民日报》7年8月14日。

　　[24]《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年6月24日。

　　[25]《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年6月24日。

　　[2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页。

　　[27]［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8年版，第页。

　　[28]李慎明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之十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第22页。

　　[29]《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年6月24日。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5页。

　　[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见《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年版，第15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年版，第84页。

　　[33]《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34]《毛泽东年谱（～）》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35]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36]［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8年版，第页。

　　[37]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4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8年版，第、、页。

　　[38]《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年版，第、页。

　　[39]［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第~页。

　　[40]《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