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传媒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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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坚强的媒体人，但是面对母亲的微笑时会......
欧阳夏丹谈母亲回想起自己一路走来的路程，欧阳夏丹总是庆幸地说：“还好有妈妈幕后的支持！”
在上海苦拼的日子，妈妈总是默默来上海照顾她。那时，欧阳夏丹住在只有一张床、一个桌、一台电视的7平米小屋里，妈妈为她做饭、收拾家务，还总是用冰冷的水为她洗衣，洗得满手生疮。
后来，欧阳夏丹进入央视工作，成为《第一时间》的新闻主播，妈妈也会经常到北京住段时间。
作为央视《第一时间》的新闻主播，欧阳夏丹每天5：30抵达中央电视台栏目组，化妆的同时熟悉当天节目稿件，7：00～9：00早间新闻直播。
对于每天早起的夏丹来说，早晨影响母亲休息是她最头疼的事。“我每天一早不到5点，闹钟就响，虽然铃声刚一‘叮’我就按住，可母亲还是会醒来，为我准备东西，给我包里装牛奶、巧克力什么的。”
除了生活上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外，事业上如果遇到挫折，欧阳夏丹也能从母亲那儿获得安慰，“妈妈常跟我说心态要好，不要把名利看得那么重，要享受工作和生活带来的情趣，不求大红大紫，要追寻生活的本质。通过妈妈的话语，我总能受到鼓励、豁然开朗。”
欧阳夏丹从家人身上体会到了爱，并把这种爱转化成力量，而这种力量一直陪伴她走到今天，“无论多困难，想到妈妈和爸爸，就能让我鼓起勇气坚持到底，磨练出在艰苦的环境下的茁壮成长。”
杨澜谈母亲
杨澜谈母亲我的婚礼临近的时候，母亲一直在翻箱倒柜，口中喃喃地说:“真是找不出什么东西。”然后就见她坐在一堆什物中发呆。
父亲说:“给女儿些钱，让她自己去买件喜欢的东西，不就得了?”妈妈立刻摇头:“女人的事，不是钱的问题。”
父亲不解地走开，为了自己不是女人而庆幸。看得出，母亲很懊悔。她当年结婚时，外祖母曾经送给她一只红宝石别针。
文革时，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外祖父家被抄，他们的一生积蓄被抢掠一空。在北京工作的母亲也受到牵连。
为了避免惹出更多的麻烦，她只有狠狠心把这只心爱的别针扔进了抽水马桶。
“为什么不藏起来，那么小的一件东西。”我仿佛听到哗哗的水声，心疼地问。“往哪里藏?随时会有人来检查，或揭发，与其被他们抄去，不如......”母亲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
在以后的二十年中，靠工资维持一家老小生计的父母谈不上有什么积蓄。母亲也曾在百货商店的首饰柜台边流连，感叹那些成色不佳的珠宝敢要那么高的价钱。
然后，空手而去。直到后来我工作了，母亲才买了几件小小的首饰，但是它们似乎都不足以成为女儿的新婚礼物。终于，母亲在一些旧物什当中找到一只木雕彩绘的圆形别针。
它由六朵立体雕刻的小花簇成，古朴而生动，色彩经久不褪，特别适合别在旗袍的立领中央。那是母亲在少女时代花零用钱在上海城隍庙买的。
当时，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也是学校里最漂亮、最活跃的女生之一。
“那时候真有精力，觉得未来的一切都是美丽的。”母亲一边平静地说着，一边把别针递给我。
她手背上的皮肤已经开始松弛了。
我把玩着这件特殊的礼物，心中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它因为朴素无华而躲过劫难，又因为缀满梦想而得以久藏，这不正是婚姻的秘诀吗?
崔永元谈母亲崔永元谈母亲
年9月，崔永元忍痛离开主持了六年之久的《实话实说》。
对崔永元的突然离开，社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说他已经无法胜任这个位置，有人说他是因为与同事、领导的关系处得不好。
对这些议论，崔永元始终没有表态。他不想把自己因抑郁症而离开的真相公布出去。当时，他真的没有这个勇气。
在家人的关心下，退下来的崔永元开始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在心理医生那里，他第一次真正了解到抑郁症是怎么回事。
医生告诉他，抑郁症是可以治愈的，只要定期接受心理治疗，按时服药，在半年至一年内就能康复。
心理医生的话让崔永元对自己有了信心，他每天按照医生的嘱咐服药。然而，忙碌惯了的他对突然闲下来感到很不适应。
上班的时间到了，他下意识地拿起包要出门，当意识到已经不用去上班时，他突然觉得自己是没用的人。
由于情绪波动，加上服药后的强烈反应，崔永元更加陷入痛苦之中。他常常感慨：“人从一个高度退到低处，真不是容易的事呀！”
母亲敏锐地察觉到崔永元内心的想法，对他说：“过去你出名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人是不可能永远火下去的。你要学会做平凡的人。”
母亲的话让崔永元震撼，他觉得母亲点到了他的痛处。他想，自己之所以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不都是因为太争强好胜，把自己架到一个高度而下不来吗？
其实，这完全是自己和自己较劲！观众接受和喜欢也好，不接受不喜欢也好，自己不过是平凡的人。
《实话实说》离了他照样办，这个地球离了他也照样转，没必要把自己看得太是人物了……以平常心做普通凡人才是最幸福的。
想通之后，崔永元开始积极配合心理医生治疗。渐渐地，他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精神状态好了，脸色也红润了。
他问医生：“我能不能开始工作？”医生说：“当然可以。我建议你做自己内心非常喜欢做的事情，不要给自己加压，只能当成一种爱好和兴趣来做。”
崔永元开始怀着平常心，与朋友商量做一档节目《小崔说事》，以一些老照片、旧影像、陈年往事等为话题，邀请嘉宾进行现场交谈。
年7月，《小崔说事》正式在中央电视台开播。节目播出后反应不一，但由于已做好思想准备，他不再像过去那样钻牛角尖了，而是觉得自己尽了努力就足够了。
崔永元在做《小崔说事》的同时又寻找新的点子。他发现，自己对电影有着不解的情结。小时候，他经常去家对面的电影放映室看电影，有的电影反反复复看了不知多少遍仍看不够。
有电影情结的他觉得，如果做一档与电影有关的节目，自己肯定能在工作中享受到无穷的乐趣。于是，《电影传奇》诞生了。
他把节目定位于寻访当年的老明星，自己则在节目中扮演其中的角色。
在拍摄过程中，崔永元的心情一直特别愉快。每天他与那些心中的偶像打交道，圆自己儿时的梦，过足了演员瘾。
他觉得这真是一件让人快乐无比的事情。正因为天天处于这样的快乐之中，他的抑郁症不知不觉消失了。
年3月，崔永元在《艺术人生》节目中第一次勇敢地承认自己曾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并因此离开了《实话实说》。
他呼吁：所有人都应关心抑郁症患者，不要歧视他们；抑郁症患者一定要去看医生，争取早日摆脱抑郁症的痛苦和折磨。
董卿谈母亲在《欢乐中国行》的一期节目中，导演曾让董卿借着节目问候一下自己的母亲。“我当时说因为工作关系，绝大部分的节假日都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陪伴在母亲身边，但我的母亲从不抱怨。
作为女儿我回馈太少了，而母亲给予的太多了。父母退休的时候渴望回到上海跟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就在他们回来那年，我却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但他们并没有因此阻拦我，而是给予我强有力的支持。当我犹豫不定的时候，他们甚至比我更坚决。”
在《巨星秀》录制过程中，董卿曾谈到了自己的父母和感情。董卿的主持事业很成功，从浙江电视台到上海东方台，再从上海卫视到央视，每一步都走得很顺，但是生活却不乏缺憾。
录制过程中她透露，在北京生活快十年，父母却从没来过北京，她也回忆起，小时候父母对她魔鬼式的严厉家教曾让她难以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如今她才理解了父母的那一番苦心，现场几度潸然泪下。
在近十年里，父母却一次都没有去过北京，更没去过春晚等女儿主持的节目现场，理由仅仅是因为“怕给女儿添麻烦”。
知道董卿工作忙，父母甚至连给她打个电话都要思前想后老半天，不是怕她正在录节目，就是怕她刚录完节目正在休息，董卿说，想到这些，心里就特别难受。
柴静的
柴静谈母亲“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却是有了她(女儿)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情感的驱动，我确实很难去用这么长时间做完这件事。”
这是柴静的原话,表达了一个母爱对女儿的爱,以及为了兑现这份爱而愿意去坚持的东西。
“无论如何我都没想到，这是我女儿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世界。”
柴静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母亲，在未出世的女儿遇到肿瘤后，选择成为全职母亲，自费百万耗时一年来追寻引起众多严重疾病的雾霾的前世今生。
在视频中柴静展现女儿B超照片时的那份母爱和柔情，让人动容，我们很容易想象柴静在得知女儿的疾病和出生后就要进行风险巨大的全麻手术的时候的巨大悲痛的心情。
那种痛苦，比疾病发生在自己身上能煎熬我们的精神。
但柴静在度过那种痛苦后,选择了坚强地面对,并且用《穹顶之下》去给女儿一个交代,而与其说是给她的女儿一个交代,不如说是给天下所有的妈妈、所有的儿女们一个交代、一份关爱!用自己的行动体现了大爱无疆、大爱无私、母爱伟大。
女性的闪光点在母爱淳朴无私，伟大至深，作为一个女媒体人让自己坚守初心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部分有所删改）
值班编辑：陈娇莫晓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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