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音乐制作人梁翘柏为《T》中文版定制的一张「元宵一人游」歌单。「节庆尾声，回归简单，一个人也可以安安静静地享受元宵节。请按顺序播放，最适合无限循环。」梁翘柏说。正月十五，一年一度的长假正式告终。欢迎收心。

Tracklist

Gnossiennes-NO.1，EricSatie，《面纱：电影原声》

Opus，坂本龙一，《BTTB》

月光奏鸣曲，GlennGould，《几米漫画原声：月亮忘记了》

ApresUnReveGOp.7NO.1，ClaudeDebussy，《SongsfromtheArcofLife》

CelloSonatainGMinor.OP19:III.Andante，SergeiRachmaninoff，《Rachmaninoff/Prokofiev:CelloSonatas》

在东京，他遇到了鲁迅。那是年，PhilipLarkin笔下所谓「奇迹迭出的一年」，一代新人在查泰莱夫人被解禁与披头士的唱片中，发现了个人解放。11岁的藤井省三，正从一个棒球少年变成一名读书少年，他生活的东京则因经济起飞、即将举办奥运会，发生着戏剧性变化：空地与荒野急速消失，高楼兴起，地铁线不断延伸。这是一个急于向世界证明自身的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中再度兴起。在偶然读到的《故乡》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情绪。鲁迅在绍兴感叹故园已逝，藤井则在东京模糊意识到，「成熟总是伴随着丧失」。在维新号餐厅，我第一次见到藤井先生。他消瘦、温和，昔日的的棒球少年，已成为一名东京大学（以下简称东大）教授，阅读鲁迅由偶然的个人兴致，变成了终身职业。在东亚，他以创造性的鲁迅解读而著称。「高中后，中国开始了文化革命，我正好是青春叛逆期，憧憬中国，也读毛主席语录，而毛主席也是很推崇鲁迅的。」藤井回忆起他的鲁迅阅读史。竹内好的鲁迅观，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藤井在东大的硕士论文，以20世纪初的鲁迅如何接受拜伦的浪漫主义为题，彼时，那个浙江青年正留学东京，在救国与文学抱负之间摇摆。年，复苏的中日关系令藤井有机会前往复旦深造，并拜访了绍兴——那个曾激起他少年感伤的「故乡」。「大江健三郎和村上春树都受过他的影响，甚至都曾援引阿Q来批判日本社会。」藤井说。鲁迅似乎不再是一个中国作家，而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自太宰治年发表了小说《惜别》，竹内好于年再版了思想传记《鲁迅》之后，这位中国作家就被嵌入了日本思想界。战后60年，日本至少出版了五十余部关于鲁迅的传记或研究著作。当鲁迅在中国被迅速偶像化（亦陷入僵化）的时刻，他在日本社会则以鲜活的姿态活跃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重建与学生运动中，鲁迅的反抗人格、在绝望中抵抗的精神，激起了青年人的强烈共鸣。而在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消费主义迅速兴起的日本，鲁迅对个人主体性的珍视，又切中了新时代——藤井正是这一代鲁迅研究者之一。大江与村上，也是这两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他们各自从鲁迅身上寻找剖析日本的视角。「尽管村上没有公开说过受鲁迅的影响，但他在普林斯顿演讲时，突然讲到鲁迅。」藤井说。他说，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也在这个行列，他的藏书中有两本是鲁迅的。「日本没有这样的作家，能这样尖锐地想起自己的社会，」藤井说，即使直接影响鲁迅的夏目漱石，也无法相比，「他没有鲁迅那么尖锐。」拜会藤井，缘于我对鲁迅在日本岁月的兴趣。人人皆知，鲁迅在日本度过了7年，他在那里体验了一种疾速到来的现代文明，感受到民族屈辱，弃医从文，发展出对文学与思想的兴趣。这是鲁迅觉醒和形塑的年代。但这一切如何发生的？一个留着长辫子、带着家道中落的苦涩与亡国危机的年轻人，如何在一个混杂、畸变的日本社会，确认自己的道路。年至年，这明治晚期的日本，一方面展现着维新的成就，迅速跃升为一个富强之国，同时也在迈向更令人压迫的帝国时代。而各种思潮也在这个时段，激荡酝酿。它还是西方思想在东亚的聚集地，借由日本人的翻译，中国留学生接触到一个庞杂、压缩的思想体系，叔本华、亚当斯密与无政府思潮，同时涌到眼前。这个叫周树人的年轻人，正是在这股试验精神中，逐渐辨认出日后鲁迅的道路。这条路不仅通向了中国现代文学，还深深植入了日本记忆。

我们见面的「维新号」，是一个谈论这个话题的恰当地点。这家中餐馆的历史上溯至明治32年，也就是年。它的创始人是宁波人郑余生，他年来到日本，经营杂货铺，当中国留学生开始增加时，他将杂货铺变成了简陋餐馆。它的名字「维新号」是当时中国人的普遍期盼——自己的国家也能进行一场自我革新。这家餐馆随即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卷入了现代中国的历程，当蒋介石第一次中断日本留学时，他的友人们在此为他举办了欢送会；周恩来与周作人的日记都提到在此聚会的场景（是的，他们是江浙菜的爱好者）……更有一些情况，在此密谋的中国留学生，被日本警察跟踪时，都会躲入后厨，因为不会炒菜，只能假扮洗菜工人。

一个多世纪以来，维新号早已由神田的一间小餐馆发展为东京最著名的高级商务连锁中餐厅。这一家旗舰店位于赤坂，对面即是著名的新大谷饭店，隔壁是大久保利通的铜像——这位明治维新的主要奠基人就是在附近遇刺的。

屏风、牡丹、灯笼、山水画，中国的意象随处可见，空间里散发着一种介乎经典与陈旧之间的味道。「咸菜，小鱼，酱鸭吧，家里吃什么，这些客人就吃什么。」郑先生说。他是餐厅第三代传人，斯文英俊，像老年版的梁家辉，普通话惊人地标准与流畅，令人能即刻感受得到他们保持中国传统的努力。如今的餐桌上是龙虾、帝王蟹、石斑鱼炖雪菜、炖鱼翅，它们价格高昂，适合商务宴请。「雪菜是万能的，它可以加到任何菜里。」郑先生说，他们仍在努力保持那种宁波传统，但维新号的味道，也被在日本现实塑造。「日本原来是不吃鱼翅的，鲨鱼肉留下来，鱼翅被扔掉」，他回忆说，「祖父就与渔民商量，能否把这些鱼翅晒干，便宜卖给他。」没有资料明确记载鲁迅曾在此用餐，但在周作人的回忆录中，的确出现过。郑先生也是鲁迅的读者：「在东京的中华学校时，会读《阿Q正传》《故乡》以及冰心等人作品……特别是《故乡》，无论多少遍，都觉得非常好，现在想起中国，已经感受不到这种味道了，全是高楼大厦，这风味没了。」出生、成长于日本，他至今未加入日本国籍，这和他的汉语一样，是郑家刻意保持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故乡」变成了一个回不去的地方，甚至还通向磨难。他的祖父年回到宁波，没有被战争所害，却死于水质污染。他的大哥在中国长大，年政权更迭后，父亲劝大哥不要前往台湾，留在国内。维新号的食客们，蒋介石、周恩来变成了水火不容的对手。直到年，他才第一次见到大哥。他记得自己从香港入境广州，经过长沙、武汉，一见面，他们就抱头痛哭。大哥刚从西北下放回来，他记得，「四人帮还在」。对中国，他有种亲近感，因为中文流利，也没有太明确的隔阂；但很快，他又觉得在思维、习惯上，他已是个日本人。他这一代也处于一个奇妙的历史时空。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一种作为弱国小民的愤慨，但在他读书的年代，中国是作为战胜国出现的。他并没有强烈的身份焦虑。在餐桌上，每谈及鲁迅，我总忍不住去看内山篱先生，期待得到他的回应。似乎没人比他更有资格谈论鲁迅，他不仅曾在东大攻读中国文学，他的家族更与鲁迅关系紧密。他的叔父内山完造在上海设立的内山书店，曾是中日作家的客厅，鲁迅是其中最著名的客人。在那个冲突、动荡的年代，二人的友情，远超店主与客人，鲁迅曾在此躲避战祸，也曾为暂时归国的内山管理书店事务，还用自己的钱代发员工薪水。内山篱的样貌，与黑白照片上的内山完造颇有几分相似，皆额头宽阔，面颊圆润，头顶毛发稀疏，只不过，眼前的这一位脸更瘦长些。与藤井一样，内山篱曾在东大就读中国文学，他没有走上学者之路，而是成为家族书店的经营者。在上海的内山书店成为中日交流中心时，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在东京创办了自己的内山书店，几经迁址，它于年迁至神保町。以神保町十字路口为中心的这片区域，自明治中期，就已是书店聚集区，进入20世纪，更是闻名于世。近代中国很多著名人物，梁启超、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皆是此地常客。与上海内山书店不同，售卖中文书为主的东京内山书店，从未在中日交流中扮演过活跃角色，也未能深入当地文化生活。但仅仅内山这个名字，就赋予了它足够的意义——而且，它活得足够长。上海的内山书店在年关门，成为中日冲突的牺牲品，内山完造返回日本后，帮助弟弟经营，他的遗产以另一种方式存续下来。内山篱年代初进入书店工作时，书店处于低谷。文革中断了两国的交往，他们甚至找不到进口中文书途径，况且，那时也没什么中文书出版，中文杂志也都断档。「我们从香港进口了一些复印的书，卖给客人，好不容易挺过那个时期」，他回忆说，彷佛往事历历在目，「年再版的《新华词典》是一个象征，我觉得出版业要复苏了」。年，他正式接管书店时，一个黄金时代到来了。「很多书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出版业蓬勃，中国也对世界很感兴趣。」内山篱回忆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是个无比忙碌的时期，内山书店不仅将大量中文出版物引入了日本，也向中国市场出口日文书。尽管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早已消失，但经由鲁迅之笔，以及鲁迅在新中国的迅速封神，内山书店也变成了一个神话，无人不知。「在我的印象里，我从没有认真读过鲁迅。」内山篱的说法，多少让我意外。自小在书店中成长，也必定听过很多鲁迅故事的他，却对这位中国作家熟悉又敬畏。他的个性与禀赋，亦不适合文学研究之路。在书店长大的他，对中国充满亲切感，似乎天然适合继续经营内山书店。他却对自己的能力颇为不满。每谈及叔祖父内山完造时，他充盈着敬佩之情，认为后者具有一种非凡的创业精神。也是在他的描述中，抽象的内山完造，变得生动、丰润起来。他是那个「魔都」上海的冒险家中一员，原本只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却无意间卷入了一场盛大的中国文学试验。最后一道莼菜上桌时，我有些恍惚。这张八仙桌，似乎变成了一部浓缩的近代中国史。就像每一道还没有仔细品尝，每一个话题刚要展开，就被迫结束了，一切都是跳跃的。「虽然我们有血缘关系，但是我赶不上他。」坐在神保町一丁目的内山书店时，内山篱又说。在昨晚的维新号的餐桌上，他的内向一望可知。不过，每当谈起那位著名的叔公时，他的情绪会热烈一些，话也多一些。「年，他前往中国，作为一名眼药水的推销员，先是到上海，然后逆长江而上，抵达武汉。」他说起内山完造的中国之行。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个抽象的日本人名不同，现实的内山完造个性鲜明、生机勃勃。年出生于冈山县芳井村的他，是一个四子三女家庭的长子，父亲是村长。12岁时，他开始在大阪的一家商店做学徒，不安分的个性很快显露，他追逐大手大脚的生活，还挪用了商店的资金。自然，他被解雇了。他回到家乡，又偷了父亲的钱跑出来，最终在京都的一家工厂谋得一个职位。也是在京都，他成为了一名基督徒，这重塑了他的性格，改变了他的命运。在一位牧师的推荐下，他前往上海。「他觉得自己不如人，学历也很低，如果一般日本人1米5的话，我只有1米3，」内山篱描述叔公前往中国的心理活动，「如果我去中国的话，能不能找回优越感。」这个描述令人意外，又不难理解。某种意义上，内山完造也是19世纪末开始兴起的「浪人」浪潮的一部分。面对西方压力，一批日本人有了「经营大陆」的志向，他们将中国作为日本的联盟以及后盾，以对抗西方的到来。他们中最知名的宫崎滔天、内田良平，还深刻的卷入了中国革命。一种矛盾心态也伴随着这些浪人，对于中国，他们既看中又不无鄙视；既有高度的理想主义，又往往掺杂了复杂的个人动机。抵达上海不久后，27岁的内山完造逐渐被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所打动。「他当时坐三等客舱，吃得也不好，但与一般日本人不同，他很快克服这些困难，开始欣赏这一切。」内山篱说。

「《西游记》的主人公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故事围绕他西天取经这件史实展开，而桃太郎中的人物全是虚构的……《西游记》中，取经路程长十万八千里，往返共用14年……里面九九八十一难，《桃太郎》根本没有这些内容。」内山完造日后在《隔壁的中国人》中写道。他相信，这两个中日两国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也是两国性格的象征。他觉得中国人既复杂，也尊重和平，取经为了文化交流；日本人则简单、粗暴，桃太郎的故事语焉不详，而他最终占领了鬼之岛，满载金银，无疑是对战争的歌颂。

这则短文意味着内山完造激烈的态度转变。现实的中国经验，或许还有基督教，让他从一个单纯的冒险家，变成了中日文化的重要连接者。年，新婚的内山完造开设了内山书店，店址设在虹口的北四川路，销售基督教的福音书，而后开始销售日文书籍，又扩展至经营中文书籍。这是日本人的聚集区。相比于法租界、英租借，虹口的日本人聚集区建立较晚，也缺乏那些宏伟、气势逼人的建筑，这也象征了日本在帝国时代的地位：它是个迟来者，有着天然的平淡与不自信。日本人将整套生活方式移植于此，居酒屋、神社、柔道馆、艺妓馆，一应俱全，鱼市每天供应来自长崎的海货。倘若内山完造满足于这个日本社区，这家书店必定平淡无奇，将很快被历史遗忘。他积极地吸引中国客人，由于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持续了二十年的留日潮，使得田汉、郭沫若等成为了它的常客，这一代年轻人正致力于创造中国的新文学传统。到了年，另一位更著名人物到来，他是刚从广州搬来、仍挣扎于清党的血腥及上海的过分喧闹的鲁迅。「很多年轻人来书店，他们在一起高谈阔论。」凭借旧照片，内山篱想象上海内山书店的景象。一直到中日战争爆发前，内山书店都扮演着某种飞地的角色。20世纪20年代后期，书店大量销售马列著作，代售鲁迅自费出版的著作——这些皆为国民党当局的禁书。内山完造还创造了一个开放场域，书籍敞开陈列，读者可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人行道上设有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不管金额，无论国籍，读者都可赊账。这样的经营理念吸引了大批顾客——既有杰出的中日两国作家，也有许多知识青年——它变成了上海的一间客厅。学徒出身的内山完造，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置身于鲁迅、郁达夫、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这样的人物之中。想起上海昔日的盛况，内山篱似乎对现状颇感不满。七层的内山书店，其中三层是书店，其余是办公部分，还有部分出租。能在神保町有这样一处物业，对于一家书店而言，是不错的资产。但「内山书店」之名，似乎更代表着历史情感，而非活生生的力量。走进店内，光线有些惨白，陈列则混乱、陈旧。我发现，我的一两本书也在其中。内山篱自己也觉得店内的气氛沉闷，试图引入些新元素。在他在二楼举行小型「速食面展」，介绍亚洲各国速食面及相关书籍；一楼的「中国人与食文化」专柜，集中展示和销售有关中国饮食文化的书籍。但这些花花绿绿的泡面出现在书架上，却有种无措感，它们没带来活跃，反而更显凌乱。内山篱的儿子也走出来。这位内山第四代传人，礼貌、羞涩、整洁，曾在北大留学一年，算是我的师弟。内山先生将更新书店的期望，交给了他。年轻的内山带我在神保町闲逛，他喜欢一家韩文书店，场地虽小，却有设计感，且有固定的作家交流。他很期待，内山书店也能有自己的文学沙龙，就像当年上海的一样。日本人对于中国的知识兴趣，似乎并未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到来。相比于日本作家、漫画家、导演、设计师与流行音乐的无处不在，中国的小说、电影几乎未能打入日本主流视野，鲁迅仍是最广为人知的现代中国作家，或许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在一家英文书店门口分手。看着他的背影，我忽然感慨，或许一个中国人在此刻东京的开办一家时髦的中文书店，变成中日文化交流的某个注脚，才是对内山完造精神的最佳回应。也或许，我应该试试。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