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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运动，据说全国被重点批判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有三百几十万人。当时我在中宣部工作，我们中宣部在这次运动中重点批判了九位同志，被称为“九条大鲨鱼”。 　　“鲨鱼”之说，听说出自毛主席之口。年反右斗争前夕，毛主席说：鲨鱼浮出水面来了！中宣部的“九条大鲨鱼”来自运动中部内的大字报，在批判中广为应用。鲨鱼是要吃人的，表明九人的“右倾”危害之大。“九条大鲨鱼”成了重点批判的九位同志的集体代号，部内无人不知，如今50多年过去了，老中宣部的同志们相聚，常提及“九条大鲨鱼”，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九条大鲨鱼”是什么人 　　最大的一条“鲨鱼”是宣传处处长秦川；其次是：机关党委专职书记袁靳（他曾任出版处、国际宣传处副处长）、干部处副处长王康、宣传处副处长张军、文艺处副处长苏一平、体育卫生处副处长陈梦轩、文艺处行政十二级的干事任桂林、宣传处行政十二级的干事马子明、宣传处行政十三级的干事戴临风。人数不少，阵容很强，涉及部内好几个单位，他们都是各业务处的领导和业务骨干。 　　当时中宣部部以下设办公室及理论、宣传、国际宣传、科学、教育、文艺、出版、体育卫生、干部共九处一室和机关党委，都是司局级单位。部内除正、副部长及正、副处长外，其他在各业务处工作的同志均无职称和头衔，一律是干事，有大干事、小干事，有的干事独当一面，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九位同志都是抗战前或抗战初参加工作的老革命，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是革命队伍里的前辈，是从各单位各地区选调来的精英。我很敬重他们，他们也都很关怀我这个小字辈。“九条大鲨鱼”中我们宣传处摊上了四条。秦川、张军是我的顶头上司，马子明、戴临风在工作上对我帮助很多，也是我的领导。我曾多次在他们的带领下下乡、下厂作调查，他们向上反映的问题，我也亲眼看到，都是事实。他们突然成了吃人的“鲨鱼”，我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

　　九位同志的“右倾” 　　九位同志的共同点及要害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说了真话。下面就我所知说一说九位同志的一些事情。 　　秦川第一条“大鲨鱼”。康生说“十个极右派也不换一个秦川”。康生揪住秦川不放，非划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可，后来张子意副部长向秦川道歉时说：“我是昧着良心整你的”。 　　秦川同志一贯重视调查研究，他经常亲自带人或派处内同志下基层，了解民情，向中央和部领导反映民意，供中央决策参考。年大跃进以来，发生了很多超出寻常的事，尤其是农村，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各地纷纷争先放高产“卫星”，等等，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一时间轰轰烈烈，真假难辨。我们宣传处主管群众宣传，为了解农村实际，在秦川同志的领导下，处内同志分赴各地，到大跃进冒尖的一些地区调查或回家乡私访。同志们目睹了“共产风”等“五风”的危害，议论很多。

　　陆定一与家人合影

年2月到6月，秦川亲自带队，走了几个省，行程万里作调查。在此期间他和袁靳“搭伙”（他两人的话）去了四川新都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40多天，农民消除了顾虑，和他们成了知心朋友，对他们无话不说，因此了解到很多实情。四川是“天府之国”，新都是粮仓，但也缺粮，公共食堂早已办不下去了，“共产风”、“浮夸风”严重。秦川和袁靳取得共识，联名写了《新都调查》，后来秦川又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信（即《四川来信》），向部领导汇报。这两份材料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真实，成了“右倾”的重要证据。年6月，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部里派时任理论宣传处处长许立群（后提任副部长）和秦川参加，会上两位同志都讲了真话（许立群被保，免祸）。 　　秦川根据调查了解的大量事实，直言不讳，他在会上发言：“去年来了一个大丰收就骄傲起来了，冲昏了头脑，提出了放开肚皮吃饭的口号”，“群众说‘难忘的年’，‘大跃进大丰收就是吃不饱饭’”。他指出：“去年宣传工作有许多浮夸的东西”，“在农村中最大的假话是粮食产量问题，本来亩产约预产六百斤，就上报一千二百斤，这个地方报了，其他的县也跟着报”，“去年敢说敢做，有些问题是敢乱说，在坚持真理上则缺乏勇气”。他说：“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有没有失败？过去革命失败的标志是根据地丢掉了，革命组织受到破坏，现在的标志是什么？我的看法是看计划、指标是否完成了。总的来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失败的，但在一个公社范围内，一县、一专区范围内，失败是完全可能的……”他的话切中时弊。“革命失败”之说，太深刻了，也太大胆了！ 　　以上是秦川发言的要害。被上纲到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散布“革命失败论”，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联系到他曾赞同彭德怀的意见，因而批判他和“彭德怀相呼应”，是“小彭德怀”。他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了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下放劳动后被调离中宣部，被“控制使用”多年，直到“四人帮”垮台，在胡耀邦等同志的关怀下，他的工作才得到落实，到《人民日报》担任领导职务。 　　袁靳第二条“大鲨鱼”。他和秦川同案。“右倾”的主要依据是，他和秦川联合写的《新都调查》，反映了农村的“五风”和缺粮，被批判反对“三面红旗”。他和秦川同命运，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受到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下放劳动后被调离中宣部。 　　大跃进以来，袁靳产生了不少疑虑。他从业务处调机关党委工作后，坐机关，不了解下情，很想到农村去看一看，他主动和秦川联系。当时秦川正要去四川调查，因此约袁靳同去。秦川和袁靳本不相识，到中宣部工作后两人往来不多，此次同行，在调查中取得共识，成了知音。两人联合写了《新都调查》，遭到了灭顶之灾。　袁靳与秦川是患难之交，运动之后，袁靳调云南工作，秦川留北京，两人晚年书信往来，秦川说自己连累了袁靳，袁靳说是自己自愿“入伙”的，希望秦川不必内疚。袁靳同志还告诉我，当年批判时，秦川一再说明《新都调查》以他为主。两位老同志抢“过”，高风亮节，我很感动，很敬佩。后来，秦川将保存多年的《新都调查》寄给袁靳，留作纪念。年秦川去世后，袁靳将《新都调查》交给了秦川的女儿阳阳，编入《秦川纪念文集》，留下了历史见证。 　　王康第三条“大鲨鱼”。他长期做人事工作，熟悉、了解、关心党内外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年中央成立胡风专案审查小组，他被派担任办公室副主任，他接触到胡风案后，认为此案很可能是一个错案（他是第一个提出“错案”的）。时任中宣部秘书长、中央肃反十人小组成员的李之琏（后因丁玲、陈企霞问题被划为、“极右”，开除党籍，在胡耀邦同志的关怀下平反，而后任中纪委秘书长），认为“胡风的申辩有道理”。王康赞同李之琏的意见，为促成对胡风案进行全面调查，弄清事实真相，王康做了很多努力，他印发材料，建议开会研究，未成；为缩小打击面，他提出“胡风集团”的一般分子中没有反革命历史的人，是否可以不定为反革命分子，为此受到负责此案的领导人斥责。他明知此案是毛主席定的，他说毛主席在个别问题上也会有主观主义…… 　　反右倾运动来了，王康除因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提出异议外，还因为胡风案的老账，受到了重点批判，被定为犯有“投降主义”的错误，作了“实际上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的结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劳动后被调离中宣部，并内定为“控制使用”，直到年才彻底平反。 　　张军他曾多年担任地委书记，基层工作经验丰富，他熟悉农村，了解农民，常为农民说话，他在宣传处分管农村宣传，经常下农村作调查。他对公社化“一大二公”、取消自留地、不许搞家庭副业，以及高估产、高指标、高征购等早有看法，他认为违背了农民的意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为人正直，不跟风，实事求是，有啥说啥，因此受到重点批判，被定为犯有“一贯严重右倾”的错误，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而后被调离中宣部。 　　苏一平他平易近人，宽厚待人，在我们晚辈心目中是一位“忠厚长者”。时任文艺处处长后任副部长的林默涵同志说他“敢冒风险，敢说真话，坚持实事求是，决不胡说八道”。 　　运动中批判他一贯右倾。他的“右倾”事实，除了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不同看法外，还因为他曾为文艺界一些被错误批判、错戴帽子的人说了公道话。例如：他认为胡风等人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根据不足；把丁玲、陈企霞定为“反党集团”过火了；把江丰、刘开渠划为右派是无限上纲冤枉好人；把田汉作为批判对象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等等。以上著名作家、艺术家和他并无私交，有的人甚至素不相识，他出于公心，爱惜人才，关心同志。 　　马子明年初，奉处长秦川之命回家乡农村私访，了解民情。老马多年未归，父老乡亲、“发小”们见到久别的亲人，又是中央机关下来的大干部，无话不说，纷纷倾诉“五风”之害，老马很快把别人难以了解的实情，写信向部里汇报。反右倾运动来了，他所写的《二月来信》和《四月来信》受到了批判，批判他反对“三面红旗”，把农村说得一团漆黑。老马不服，坚持自己说的是真话，为此，部里派人到当地核实，拿回的书面材料，盖有县、社大印，说的是：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老马有口难辩，“过”加一等。 　　戴临风最小的一条“大鲨鱼”。运动前夕，他奉调高级党校秀才班学习，看来日后必有重用。他去党校报到三日后，回部里转供给关系。当时部里反右倾运动已开始，秦川的“右倾”材料下发供批判用。有人不知如何批，见到老戴，请教于他，老戴不明真相，脱口而出，他说：“这话没错……”。一言既出，大祸临头！他匆匆回党校去了，哪里知道，大字报立即出笼，揭发他包庇秦川，和秦川是“父子党”（他长期在秦川领导下工作），就此，他被叫回机关接受批判。祸从天降，他由提拔对象顷刻成了吃人的“大鲨鱼”！ 　　陈梦轩、任桂林也是因为说了真话，对大跃进提出了不同意见，同时联系到一些历史旧账，受到批判，而后被调离中宣部。 　　以上九人中，秦川、张军、苏一平、戴临风来自西北，因而和彭德怀挂上了钩，问题更加严重。

运动过后，依然坚持真理说真话

　　中宣部的反右倾运动，从年10月至年2月，历时五个月，九位同志经受了大字报、大小会议的批判，分别受到戴帽子或不戴帽子，党纪处分或宽大不予处分，之后，一律被下放农村劳动赎“过”。 　　这次下放地点定为安徽省来安县，这里是农民学哲学的“先进”典型，《红旗》杂志上刊有该县县委书记写的介绍农民学哲学的文章。这次下放包括这九位同志共计28人，我也在其中。我等年轻干部是下放劳动锻炼，与九位同志不同，他们是带“过”下放，属惩罚性质。除总带队王里同志兼来安县委书记，在县里办公外，我们分赴两个公社，下到村里。秦川、王康、陈梦轩、马子明等13人到半塔人民公社；袁靳、张军、苏一平、任桂林、戴临风，还有我等，共14人，到雷官人民公社。九位同志不怕苦，不怕累，处处是我们的表率，大家都很敬重他们。半塔是革命老根据地，有老劳模、八大代表骆腾云同志坐镇，他敢顶“五风”，那里没有受到折腾，农民生活安定。雷官是大跃进的先进典型，是“五风”的重灾区，当地干部对我们严密封锁，大队支书“照顾”我们，寸步不离，安排我们在一个无牲口的大牲口棚里搓草绳劳动，不接触群众。苏一平、任桂林是搞文艺的，很快被请到县里帮助剧团搞戏改去了。张军等老同志慧眼，看出了破绽，带领我们冲破封锁，到周围各村各户了解情况。原来这里的食堂早已断炊，饿死人、浮肿病、外逃很严重。人命关天，在雷官公社的老同志立即和半塔公社的老同志们沟通，他们立即自发到县里集中，共商大计。此事不仅关系到农民的生命，也关系到老同志们的政治生命，要不要如实向中央汇报，老同志们开展了一场讨论。秦川快人快语，态度鲜明，他主张立即上报中央；张军拍案而起，大声疾呼，豁出去开除党籍也要向中央反映；老同志们个个义愤填膺，争先表态，甘愿承担一切风险，在所不惜……他们一致意见，立即向中央汇报，并立即和省、地、县摊牌，要求开仓放粮，抢救生命。当时我头上生疮，张军医院治疗，我和他们同住县委招待所，夜深人静，老同志们的直言我听得真切，他们不顾头顶右倾的帽子，身背党纪处分，无私无畏，为民请命，我感动，我敬佩，我难忘！后来得知在老同志们的力争下向中央做了汇报，得到了中央的重视。 　　救济粮尚未下达，张军等老同志回到村里，说服当地干部，杀了公有经济中集体喂养的鹅，救饥民于死亡线上。那天村民们扶老携幼，拖着浮肿的身躯，来领鹅肉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九位同志下放劳动结束后，多数人被调离中宣部，有的被调到外地，据说为体现党的宽大政策，苏一平同志留部继续工作。此后九位同志，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平反，文革来了再次受难。他们不改初衷，坚持实事求是，为真理而斗争。 　　据了解：秦川同志文革后期到北京工业大学任职。年清明，百万群众到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总理，此事被“四人帮”打成“反革命事件”，秦川挺身而出保护该校参加悼念活动的师生，他甘愿承担一切责任，不让抓走一个人，他还舌战市革委会，被传为佳话。后来秦川在人民日报担任领导工作期间，依然坚持真理。在拨乱反正中，他为真理标准的讨论，为冤假错案的平反，以及“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说了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最后还是因为坚持真理，惹怒了党内的一位理论权威被免职。秦川敢言、敢做、敢当，他潇洒、豁达，笑对复杂人生，人称“秦大侠”！

马懋如、马煜如姐妹

　　王康同志因胡风案受难多年，虽九死而不悔，他继续收集整理胡风案的材料，写了胡风冤案的来龙去脉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教训。他说：“胡风集团冤案之所以不能及时平反，中央十人小组的领导陆定一和罗瑞卿同志有不可推卸的责任”；“50年代中期以来一再坚持推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神化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之风的盛行，才是产生胡风案及其他大批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在他本人尚未得到彻底平反之前，他的真话曾在《百年潮》等刊物公开发表，以正视听。后来他在国家科委工作，依然坚持真理，为干部、为知识分子说话办事。年王康同志去世，他被称为“大写的人”！

　　苏一平同志文革中被打成“阎王殿”的“判官”“黑帮”，蹲牛棚多年，文革后期得到解放，他不改初衷，坚持实事求是，为受冤的同志说话，做了不少努力，使一些同志获得了正确的审查结论。我因参加《刘少奇文选》的注释工作，文革中被诬陷包庇刘少奇，曾得益于他的帮助，才得以渡过难关。同志们称他为“和平鸽”！ 　　九位同志是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人。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离休干部）